因此，這一認識的陳述和這一評價的陳述應該等同了。事實和價值等同了。作為一種情況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變得和那個被珍視、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應該成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應該成為的東西已經出現了。換句話說，事實在這裏已和價值相整合。 幾乎任何手段價值都能轉化為目的價值，隻要一個人有足夠的聰明就要這樣做。一件工作起初為生計的原故不得不幹，最終卻為了它自身的原故為人所喜愛。即使最沉悶、最單調的工作，隻要在原理上是有價值的，就能受到尊崇並成為神聖的。也就是說，從一個簡單的手段變成一個目的、一種價值自身，即實體化了。有一個日本電影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當癌症死亡臨近時，原本最沉悶的辦公室工作也變得實體化了。生命必須變得有意義和有價值，不論它應該成為什麼樣子。這也是另一種整合事實與價值的方式：一個人能使事實轉化為目的價值，隻要把它看成那樣的，並因而使它成為那樣的。但我認為，神聖化或統一的觀察和實體化有所不同，盡管兩者有交迭。
若幹年前，我曾報告說，自我實現的人既是對現實和真理很有認識的人，也是一般不會混淆是非的人，他們能比一般人較快並較有把握地做出倫理決斷。前者從那時以來經常得到支持；我也認為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然而，後者一直是個難解之謎。當然，我們能夠更安於這一發現，並更傾向於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肯定它是事實，因為我們今天關於心理健康的心理動力問題了解得越來越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這二者可能存在著某種內在聯係的。那就是說，我認為對於價值的明確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於事實的明確認識的一種結果，或者說，它們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稱之為存在的認識的東西，或對他、對人或物的內在本性的認識，更經常地出現在更健康的人中，並似乎不僅是對深層確實性的一種認識，而且同時也是對有關對象的應該性的一種認識。概括來說，應該性是深刻認識的事實性的一個內在固有的方麵：它自身也是一個有待認識的事實。
而且，這一應該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動需求似乎隻對這樣的人有影響，他們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內在本性。因此，存在認知能引導到道德的肯定和決斷，正如高智商能引導到對一套複雜事實的明確認識，或也如一位體質敏感的美術鑒賞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視而不見的東西。100萬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綠色，那也沒有什麼要緊，他們可能認為那地毯本來就是灰色的，而且這對於那位清晰、生動而無誤地看到事實真相的美術家毫無影響。
因為更健康的、更有認識的人很少是“應該盲”。因為他們能讓自己認識什麼是事實所希望的，什麼是事實所要求的，什麼是事實的暗示、需要或懇求；因為他們能讓自己像道家那樣任由事實引導。因此，他們在一切價值決斷方麵較少躊躇，這些決斷取決於現實的性質，或者說其本身就是現實的一部分性質。
分開談論“是認識”和“是盲”以及“應該認識”和“應該盲”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個對象的事實麵和同一對象的應該麵不可以分開。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說成是“是認識”而“應該盲”。健康人是更能認識“應該”的人。心理治療導致更高的“應該認識”。我的自我實現被試者更堅定的道德決斷可能直接來自更明確的“是認識”、更明確的“應該認識”，或同時來自兩者。
我覺得應該附加一句，應該盲可以部分地理解為一種對潛能、對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盡管這可能使問題複雜化。作為一個例子，讓我引述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關於奴役的應該盲。當他審查奴隸時，他發現奴隸確實在性格上是奴性的。這一描述性事實那時被亞裏士多德認為是奴隸的真正的、最內在的、本能的性質。因此，奴隸的本性如此，他們應該成為奴隸。金西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把簡單的、表麵的描述和“正常狀態”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來“可能”成為怎樣的。弗洛伊德和他關於女性軟弱心理的學說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時代確實不怎麼樣，但不能忽略她們機體內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潛能，正如不能看到一個孩子有機會就能長大成人一樣。對未來可能、變化、發展或潛能的盲目必然導致一種現狀哲學，把全部現有和可能有的“現在的是”當作標準。正如西利說到描述的社會科學家時所說的，純描述僅僅是一張應邀加入保守黨的請帖。脫離價值的“純”描述，除了其他問題以外，僅僅是草率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