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治療師和人格學者，我不想在此貿然進行任何大範圍的概括，盡管我已經學會這樣做。假如我想對於個別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我必須把他作為一個單元、作為一個單一、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傳統科學的解剖技術和還原分析在無機世界雖然很起作用，不過在生物有機體的似人動物世界卻沒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尋求有關某人的知識時還成了一個累贅，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時發現了真正的缺陷。
心理學家曾嚐試過種種原子論的解析和還原，尋求知識的基礎建築材料，然後由此構築整體。例如，基本的感覺碎片，刺激反應或聯係紐帶，反射或條件反射，行為反應，因素分析產物，種種測驗的分值圖，等等。
這些嚐試每一種都給心理學的抽象法則科學留下了某種局部的效用，但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會認真地建議利用其中任何一種作為一種有效的途徑去了解異國文化的成員或某一約翰·布區社團的成員，更不要說不期而遇時的了解了。
我不但有必要整體地觀察他，而且也必須整體地分析他，而不是進行還原的分析。
我們了解人更行之有效的途徑是，不論是通過直接問答或通過自由聯想（我們隻要傾聽就行），還是通過間接隱蔽的信息傳遞、繪畫、夢、故事、姿勢，等等（需要我們的解釋），但都必須設法使他們自己告訴我們他們是怎樣的。當然，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利用這些方法。但事實表明，這裏仍然會引起是否真正科學的問題。
例如，一個說明自己政治態度的人可以說是他的說明的惟一見證人。如果他願意，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愚弄我們。這裏需要有信賴、善意和誠實，那是在研究科學中任何現有的其他對象中不存在的問題。於是，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重要了。
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地質學家，等等，不需要注意這樣的問題，至少開始時是如此。他們有可能走得很遠才需要提出認識者和認識對象之間的關係問題。
青年心理學者大都被告知要利用有控製的實驗作為獲得知識的典型方式。經過緩慢而又痛苦的曆程，我們心理學家才懂得如何變成好的臨床醫師或自然觀察家——應該耐心地等待、注意和傾聽，不要自己插手，不要太積極、太魯莽，不要幹預和控製；在試圖理解另一個人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閉口觀察、洗耳恭聽。
這和我們研究物理對象的典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常規研究方式是先操縱、戳弄它們，然後看出現了什麼情況，以及把它們分隔開進行觀察等等。假如你對人也這樣做，你將達不到了解他們的目的，他們將不願你了解他們。我們的幹預將減少了解的可能，至少在開始時是如此。隻有當我們已經知道很多情況以後，我們才可以變得主動些，更積極地探索、提出要求，也就是說，掌握更多的情況以後，才能更注意實驗。
放棄沒有能力去做的事
隻有當我提出人的所謂“高級生活”和人類進化問題時，我與以手段為中心的科學家的衝突才開始出現。如果我是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為，或是在做學習、條件作用和激發行為的實驗，現有的手段論工具對我就很適用了。這些實驗能適當地設計出來並加以控製，論據也可以很精確，而且很有效。
隻有當我對研究者開始提出新的問題時，提出我不能有效處理的問題時，或是關於含糊不清而難以把握的課題提出疑問時，我才陷入真正的困境。我發現，許多科學家這時會輕視他們不能對付的、不能有效解決的問題。
我憶起我在惱怒中作為反擊說出的一句警語：“不值得做的事情是不值得做好的。”現在我還可以附加一句：“需要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即使不能做得很好。”
的確，我很想說，研究一個新問題的初步嚐試大都是粗糙的、不精密的、低級的、不成熟的。從這些初步的嚐試中你通常能學會下一次該怎樣做才能做得更好。
當然，要跳過這個初步是不可能的。我記得有一個孩子，當他聽說列車事故中大多是最後一節車廂遭殃時，為了減少事故，他竟建議把最後的車廂摘除！
顯然，開端是不能被摘掉的，甚至這樣想和這樣要求本身也是對科學精神的一種否定。動手打開新的領域當然是更令人興奮、更有價值的，也是更有益於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