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可預測的”用來表示“可被科學家預測的”，且帶有“受科學家控製”的涵義。有趣的是，當我能預言一個人在某種環境下會怎樣時，這個人卻往往反對我準確的預言感。不知什麼原故他總認為這暗含著對他不夠尊重的意思，總覺得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不能主宰自己，他不過是一件東西。他的感覺往往是受人支配、控製、哄騙的。
對於這種反應，我曾經注意觀察過，結果是，他故意地顛覆這種預測僅僅是為了重新肯定他的不可預測性，以及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能力。
例如，有一個10歲的女孩，她是有名的好孩子，平素總是守規矩而且能盡職盡責，有一次卻出人意料地破壞了課堂紀律，把法式炸土豆當作筆記本交出來。後來了解到，她的這種做法僅僅是因為每個人都把她的善行看成是理所當然的。
又如一個年輕的男子，聽他的未婚妻說他的活動總是有秩序的，因而她總是能夠期待他做些什麼，於是便故意做一些出乎她預料的事。至於他為什麼會覺得她的說法帶有侮辱他的意思卻很難說清楚。成為可預測的通常是嚴重病態的標誌。
哥爾德斯坦的腦傷士兵能夠很容易地受醫生擺布，他們對某些刺激總是能夠做出可預測的反應。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受刺激製約也意味著可預測和可控製。
但是我們也常常用這個詞表示褒意：他在緊急情況時總是可信賴的；他往往能轉危為安；我願以生命擔保他的誠實。我們似乎希望在人格的基本結構方麵有連續性，但並不指望一切細節的一成不變。
可預測性的目的變得更為複雜，除非我們根本不考慮自我認知的問題。我想可以做出這樣的類比：自知既能減輕來自個人外部的控製，也能增進來自個人內部的控製。
也就是說，減少“他人決定”，而增多“自我決定”。當自知增進時，自我可預測性也隨之增強，至少在涉及重要的和基本的問題時是如此。這也就意味著在許多方麵不容易被他人所預測。
再指出一點，也就是討論我們所知的最高水平，即存在水平的預測、控製和理解的概念。在最高層次上，存在價值已被吸收到自我之中。這已變成自我的規定性特征。真、公正、善、美、秩序、統一、全麵，等等，現已變成超越性需要。也正是因為這點，自私和不自私、個人的需要和非個人的必需之間的分歧完全被超越了。
自由現已變成了擁抱和熱愛個人自我命運的自由，這種自由當然至少有一部分是決定於對個人是怎樣的人，對真正自我的發現和理解，決定於對自我的熱切順依。這就是隨真正自我控製，自由選擇由它決定，因此這也是超越“自由與決定論”、“自由與控製”或“理解作為一種目的與預測、控製作為目的”之間的各種分歧。
事實上，這些概念的含義在一定意義上已經開始走向協調、融合，隻不過其融合方式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總之，有一件事已經很明確，是關於“預測”和“控製”的簡單化概念，雖然完全適合牛頓關於科學的“台球”（運動中的物質）概念，但當我們上升到科學的人本主義和超人本主義層次時，這些簡單化的概念變顯得有點過時了。
優秀認知者從自知開始
文字、書本和概念並不能完全充當日常生活的解說員。對於一個天生就雙目失明的人來說，我們絕對無法描繪我們親眼目睹的一切。隻有遊泳者才知道遊泳的樂趣，非遊泳者即使看了幾百本書也不可能對遊泳有真正的理解。精神變態者絕不會知道愛的歡樂。年輕人隻有自己成為父母時才會充分體會和理解父母的苦心，然後很有感觸地說：“我過去怎麼那麼不懂事。”我的牙痛感覺和你的牙痛不同。諸如此類。也許更好的說法是，一切生活首先都必須通過經驗達到認識。沒有什麼能替代經驗的東西，一點也沒有。
經驗的世界可以用兩種語言描述，一種是主觀的、現象學的；另一種是客觀的、“樸素論的”。每一種都是可以接近日常生活的語言，但兩者都無法充分說明生活。每一種都有它的效用，兩者都是必需的。
心理治療家早已懂得如何區分這兩種語言，並且還會根據不同情況加以利用。例如，在分析人際關係時，他們試圖教患者說，“在你的麵前我不知怎麼總覺得自己低一頭”，不帶有譴責或向對方投射惱怒之意，而不說“你不喜歡我”，“你認為你比我強”，“別想支配我”，或“你為什麼以愚弄我為樂”；即他們教患者在自身內部體驗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自動機械地向外部投射情感，像大多數人所做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