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旅成員綁架莫羅是為了以他為人質，交換被意大利警方逮捕的紅色旅領袖庫爾喬。三年前，警方無意中抓住庫爾喬，並對他進行無數次審判。沒有領袖的同時，紅色旅組織大受損害。
庫爾喬被捕後，紅色旅成員都意識到他們不能失去這位“領袖”，於是他們積極籌劃營救工作。他們先是考慮劫獄，但庫爾喬的關押地點極為機密，難以探聽到；他們又計劃在法庭審判時營救庫爾喬，但每次審判都是軍警密布，裝甲兵護衛，根本無法接近。最後，他們想出了一個狠毒的計劃：劫持政府要員，用以換回庫爾喬。他們把目標選為莫羅。因為莫羅是目前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政府不能沒有他；同時，這位總理深受人民愛戴，他的車疏於防範，沒有任何防彈設施，而且一貫輕裝簡從，警衛鬆弛，最容易下手。為此，紅色旅的成員半年來一直密切注意著莫羅的行蹤，摸準了他的習慣。他們勘察地形，計算時間，選擇路線，並進行一次次實戰演習。經過周密的準備，一舉擒獲成功。
他們將莫羅關押在“人民監獄”之中，千方百計地折磨他，要他給政府寫信，釋放紅色旅的領袖庫爾喬。作為政治家，莫羅直到現在才真正理解了自由的含義。他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更主要的是一種求生的欲望驅動著地給政府寫信，一封比一封哀惋淒切，一封比一封痛苦絕望。但他為之奮鬥的政府並沒有給他生存的希望，理由都是國家利益、國家尊嚴和反恐怖的原則。一位政府發言人說：“我們理解莫羅的處境，但國家的立場不能改變，我們絕不同恐怖分子對話。這樣，即使莫羅遇害，也等於意大利精神上的勝利。”他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嚴格遵照著莫羅先生所製定的原則和終身奉行的信條。”也許被他不幸言中，5月9日，莫羅在寫了第八十封給政府的信之後，被紅色旅殺害。
紅色旅的凶殘和恐怖也因莫羅的死暴露無遺，因此它也失去了大批的支持者。近幾年來，由於紅色旅不斷從事殺人越貨的恐怖活動，使它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如江河日落，它那層迷人的意識形態的偽裝也被自己的行動衝刷得一幹二淨。在紅色旅內部，也分裂成了“頑固派”和“宣傳派”。前者主張用恐怖手段消滅一切敵人，後者則認為隻有在能真正打擊國家政權的情況下，才能實施恐怖手段。兩派各執己見，互相攻擊，甚至反目成仇，刀兵相見。這些都使紅色旅的力量受到極大的削弱。再加上警方不斷發動攻勢，紅色旅在很長時間內不敢明目張膽地活動了。
這次綁架多齊爾的行動，也可以說是一次紅色旅進行自我拯救的行動。可是對美國和意大利警方來說，他們真是遇到了大難題。美國在派出反恐怖專家協助意大利警方破案後，又派遣“陸軍三角部隊”的成員來到意大利，向意大利警方提供技術援助。意大利政府在多齊爾被綁架的8小時內即成立了“緊急行動中心”，負責指揮營救工作。意大利特種部隊遵照緊急行動中心的指令，迅速封鎖了維羅納市所有通往外界的通道。他們吸取在莫羅事件中的教訓，進行地毯式搜查，挨家挨戶，連最小的疑點也不放過，但這一切並未奏效，連多齊爾的影子也沒有發現。
次日下午，各種消息經由紅色旅散布出來，人們對此案開始投入更多關注。安莎社駐黎巴嫩貝魯特分社的辦公室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操著阿拉伯語的男子說：紅色旅承認它已對美國的詹姆斯·多齊爾將軍判處死刑，並且已經執行了槍決。這位將軍是由“人民法庭”審判定罪的，他的屍體可能在下午8點以後在一個村莊裏發現。
但是意大利保安警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仍沒有發現多齊爾的屍體。當地的《維琴察報》也接到一匿名電話說，這位美國將軍的屍體已被塞到埃德來軍營附近的一輛紅色菲亞特汽車。警察立刻趕到那裏，也沒有發現任何線索。
美意警方也因這兩則不能證實的新聞而感覺壓力倍增，同時多齊爾的家屬和朋友也十分擔心他的處境。雖然莫羅之死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但歲月仍然無法衝淡人們對血腥的記憶。為了救出多齊爾，使他免遭莫羅的厄運，幾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朋友宣布：要是紅色旅釋放多齊爾將軍，願出賞金2億裏拉（約18萬美元）。可是沒有人有任何表示，甚至連敢於來行騙的人都沒有。焦急的朋友又貼出贖人告示：如果釋放多齊爾將軍，不僅不追究責任，還獎賞20億裏拉（約180萬美元）。雖然獎金大幅度提高，可仍然是沒有任何消息。
1982年1月6日晚9點，在維羅納的帕多瓦地區發現了紅色旅關於多齊爾將軍的第三號公報，說正在對多齊爾進行審訊。與此同時，另外幾家報紙都分別自稱接到紅色旅分子的電話，說已經將多齊爾處死，並且指出了可以找到屍體的幾個地點，警察馬上組織搜查，卻又都落空了。
毫無辦法的意大利警方情急之下，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意大利黑手黨來幫助尋找多齊爾的下落，以達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在這種特殊環境下，一對敵人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同盟。
意大利黑手黨和紅色旅是黑道上的兩支勁旅，過去曾一度合作，共同對付政府，後因利益衝突、政見不合而分道揚鑣。他們之間積怨很深，相互仇殺。可是意大利警方又擔心一旦此事公之於眾，將令他們非常難堪，於是他們決定通過逃到美國的黑手黨分子和他們在意大利的同黨進行聯絡。為此，意大利駐聯合國武官馬瑟羅·坎皮安開始在紐約的黑手黨人中著手調查，並結識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隆庇諾的律師。
隆庇諾曾是意大利北部黑手黨頭子佛朗契諾·雷斯特的律師，並受過短期監禁。坎皮安告訴他，假如他願意提供幫助，將得到一大筆錢。隆庇諾答應了下來。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意大利情報機關，告訴他們已查明多齊爾被關押在維羅納、帕多瓦和波羅尼亞三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區內。第二天，他和意大利的同黨多次通話之後，肯定多齊爾被關在帕多瓦，但他還不知道確切的地址。他說他的委托人雷斯特有可能提供確切的地址。而雷斯特正在米蘭的聖·維多爾監獄裏服刑。坎皮安很快同意了隆庇諾的建議。聖誕節期間他擬出了一個計劃，決定偷偷把隆庇諾弄到意大利和雷斯特見麵。由於隆庇諾仍然是個沒有護照的逃犯，意大利官員不得不為他偽造一份護照，其身份是某校汽車司機教官，化名為安德魯·狄蒙素。
12月27日，一身簡單裝束的隆庇諾直奔設在曼哈頓第五大道的美國簽證處。雖然事先一再被告知保證他平安無事，他還是約坎皮安提前一小時到了現場。他們緊張地把周圍巡視了一遍，很快發現有許多身著軍用雨衣假裝看報的人。隆庇諾意識到這其中必然有詐，他立刻從電梯裏溜了出來，跑到大街上，還沒等抓到他的時候，就跳上一輛路過的街車逃走了。坎皮安茫然不知所措，也隻得混在人群當中溜走。
這夥追擊者原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們得知一名非法居住在紐約的黑手黨分子正企圖弄到一張假護照返回意大利，故而想探個究竟。幾小時後，聯邦調查局找到了隆庇諾和坎皮安，進行了嚴厲的盤問，要求弄清意大利當局為何幫助一個黑手黨逃犯。坎皮安給正在羅馬的上司斯伯特裏掛了電話，問他是否應當向聯邦調查局吐露真情。斯伯特裏當即打電話給中央情報局多齊爾案件駐羅馬聯絡官，和盤托出了通過黑手黨探尋多齊爾下落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