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萊考爾覺得，除了在大本營有過的舒適感外，在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過程中，痛苦對快樂的巨大比值是他所到過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科萊考爾很快認識到：“攀登珠穆朗瑪峰是一種持久的痛苦。在讓自己數周以來臣服於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後，我們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尋找的其實是一種光榮感。”他越來越感覺到：“在眾多的珠穆朗瑪峰攀登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帶著卑微的動機前來遊戲的：微不足道的名人效益、事業上的飛黃騰達、自我撫慰、吹牛的資本以及肮髒的錢財收益。但這些卑鄙誘惑所占的比重比許多評論家所預想的要小得多。”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科萊考爾所觀察到的一些事情驅使他在根本上改變了對一些隊友的最初看法。
7.比HAPE更致命的HACE
在痛苦的掙紮中，科萊考爾終於在將近中午的時候跌跌撞撞地趕到了3號營地。3號營地由3個坐落在令人眩暈的霍澤岩麵半腰處的黃色小帳篷組成。當他到達這裏時，吉裏還在平台上為第4間帳篷忙碌著。他放下旅行包，幫他們幹起來。在海拔24，000英尺處，科萊考爾在揮動了七八下冰鎬後就不得不喘上五分鍾的粗氣。他感覺到自己的貢獻是如此微不足道。他們用了將近1小時才完成了任務。
再艱難的工作，進展再慢，隻要堅持做下去，最終能夠完成。
在其他隊員到來時，科萊考爾正將雙腳垂於萬丈深淵之上為神經兮兮高山大腦出血（HACE）而焦慮呢。高山大腦出血（HACE）比高山肺水腫（HAPE）更加致命。當液體從缺氧的腦血管滲出時，HACE即可能發生。它引起大腦的嚴重腫脹，並可能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發作。當顱內壓升高時，運動和神經功能都將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小時或更短的時間內衰退，而患者通常沒有感到任何變化。接下去就是進入昏迷狀態。除非患者被及時送至低海拔處，不然死亡在所難免。
他的擔心來自於兩天前的一件事。費希爾的一位顧客——來自科羅拉多的牙醫戴爾·克魯澤在3號營地發作了嚴重的HACE。作為費希爾的老朋友，克魯澤是一位健壯且經驗豐富的攀登者。4月26日，當他從2號營地爬至3號營地後，他為自己和隊友沏了茶，就回到他的帳篷裏小憩。“我馬上就睡著了，”克魯澤回憶道，“我一共睡了24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2點。當別人最終將我叫醒時，他們立刻明白我的大腦已經不工作了，但我自己卻毫無覺察。費希爾告訴我：‘我們必須立刻送你下山’。”
費了很大力氣，克魯澤還是將攀登帶弄反了，並將它和風衣係在了一起。他還沒有係緊安全扣。幸虧費希爾和尼爾·貝德曼在克魯澤準備下山前注意到了這些錯誤。“如果他像那樣沿繩索下滑的話，”貝德曼說，“他立刻就會滑脫攀登帶滾到懸崖下去。”
“我就像喝醉了一樣，”克魯澤回憶說。“我走路踉踉蹌蹌，完全失去了思考和說話的能力。真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的腦子裏有些話要說，但不知如何把它們送到舌頭上。所以費希爾和尼爾給我穿好衣服，檢查了我的攀登帶，然後費希爾將我沿固定繩索送下。”等到克魯澤返回大本營後，他回憶說：“又過了三四天以後，我才能不跌交地從我的帳篷走到大帳篷。”
太陽落山以後，3號營地的氣溫降低了50多度。寒冷使科萊考爾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他覺得自己對HACE的焦慮至少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
在事情來臨之前，過多的憂慮是沒有用的。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實有很多痛苦都是我們自己想像出來的。做沒有根據的猜想隻會造成一場虛驚，既費心又傷神。
他們在海拔24，000英尺處的3號營地度過了一個痛苦而難眠的夜晚，然後，他們下至2號營地。一天以後，即5月1日，他們將繼續下至大本營以便為衝擊頂峰養精蓄銳。在山上停留了3個星期以後，他發現與上麵極其稀薄的大氣層比起來，大本營的空氣顯得濃厚而富含氧氣。到此，他們適應氣候的訓練已全部完成。
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當經曆了更大的困難之後，會覺得曾經的困難並不算什麼。
適應性訓練使科萊考爾的身體狀況損傷嚴重。他幾乎耗盡了所有儲備脂肪，他變得更加畏寒。他消耗掉了位於肩膀、後背和腿處的大約20磅的肌肉。還有，最令他感到頭痛的來自胸腔：他幾星期前染上的幹咳症愈演愈烈，以至於他在3號營地的一次劇烈咳嗽中損傷了胸部軟骨。咳嗽持續不退，他覺得每一陣幹咳都像有人在敲打自己的肋骨。
當然，其他人比起科萊考爾，好不到那裏去，大本營上的大多數登山者都處於類似的疲憊狀態。為了防止體能繼續下降，科萊考爾決定在這段時間裏好好休息，吞服一些布洛芬藥片並強行咽下盡可能多的卡路裏，為很快到來的登頂做好體能上的準備。
適應性訓練雖然使登山者體能損耗嚴重，但卻獲得了適應能力，為登頂積累了珍貴的經驗。許多人不理解那些將大量時間和資源投入人際和社交上的原因，其實，人際和社交上的適應性接觸和人脈資源的積累，將為我們開展正式的工作做好關鍵性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