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李致新他們需要繼續護送得病的日本隊員撤回到大本營。登山有的時候就是這樣，越是在關鍵時刻就越是要放棄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這一次他們雖然沒有登頂，但收獲比哪次都大，李致新認識到一個無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寶貴的。當那些日方隊員抱著他們痛哭的時候，李致新無比強烈地意識到：生命是稍縱即逝的。任何時候，都要舍棄自己的榮譽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這是登山的真正意義所在。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認識到這一點。
回到大本營之後，他們得到了崇高的評價：“你們沒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誼的高峰。”
在個人的功、名、利與他人的生命、和他們競爭與友誼相比，究竟哪一個更重要呢？顯然，一個不顧別人死活，不顧別人感受而獲得功利的人，其功並不能得到名和利，因為大家不認可你。有功不一定就有名和利，棄功卻往往能夠意外地獲得名和利。
任何登山者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援助他人。像李致新在阿尼瑪卿，在納木納尼所遇到的一樣，幾乎每一次登山都會碰到。每一次援助，對自己都是一種考驗。
通過這次經曆，李致新意識到高山救援永遠是登山的一個精神主題。
在一個團隊中，講究的是整體的安全與效率，一個不顧他人的安全和效率的個人英雄主義，是不值得推崇的，相反，這種個人功利主義對一個團隊非常有害。那些明智的人，總是自覺地放棄個人的功利，遵從於團隊的安全和效率，結果他們得到了認可。那些不明智的人，總是被團隊的領導和其他同伴糾正，當他們走得太遠時，隻會會自己的自私自利付出代價。
三、“無業遊民”進入了中國登山隊
從1984年到1985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兩人一起與山打了兩年交道，轉眼，他們將麵臨畢業分配。他們決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山，一心想進入國家登山隊。可當時的國家登山隊招收正式隊員有困難，他們便要求分配到北京地質學院的研究生部，以離國家登山隊近些。可是沒想到，由於一些陰差陽錯的原因，1985年底他們到北京後，北京方麵說暫時不能接收。他們倆一下傻了眼，這樣就變成“無業遊民”了。他們揣著自己的戶口本在北京晃，而且還想過糊口的出路，李致新準備去新疆販羊皮，他喜歡那個地方，王勇峰則想留在北京賣大碗茶。
正當他們為無法登山而萬分沮喪之時，日本登山愛好者又“拉”了他們一把。1986年，日本神戶大學登山隊打算獨立攀登中國西藏海拔7538米的庫拉崗日峰，請中國登山協會聯係高山協作人員。李致新和王勇峰聽說後，便自告奮勇去當背夫，因為這樣總算能與山親近了。他們倆還帶去3名新隊員，任務是把1200公斤的物資從海拔4900米的大本營運到5800米高度，其中有的物資還要運到6200米高度。這可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如果當時他們出了事，都不知道哪個單位來收屍，因為那時他們不屬於任何單位。
賴在北京不走，他們終於達到了目的，同年他們被中國登山隊正式招收。
隻有始終靠近目標，才有機會最先實現目標。那些為了眼前利益而遠離目標的人，最終會永遠失去原先為自己確定的重要目標，他們的目標最終隻能成為夢。而那些始終圍繞目標積極行動的人，他們才可能最先抓住時機，實現目標。
能進入這個名單，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幸運。1987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在中國登山隊是名副其實的無名小卒。畢業半年以前，他們還是混在北京的“無業遊民”。
20年過去了，每次回憶起愛上登山的緣由，李致新都會說，仿佛是命運的安排。
四、什麼比登頂更重要——珠穆朗瑪峰
1.每顆石頭、每塊石板都代表著一個生命
1988年2月，李致新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腳下，望著金字塔一樣的山峰，聽著風吹過沙礫和呼吸的聲音。他和他的同伴曹安在零下20度的條件下，守著兩輛吉普車、兩個帳篷還有一個水泥台子。
李致新和曹安進大本營的時候，大本營隻剩下留守的教練劉大義等三個人了。吉普車是冬季隊留下的，因為雪太大，開不出去了；帳篷裏存著食品；水泥台子是電視轉播發射塔的基座。
第二天一早，大家撤下山的時候，有人說了一句：別讓風刮跑了。不知說的是東西還是這兩個人。
於是，李致新認為，他必須和現曹安認真地看護這三樣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