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中世紀的遊記所增添的地理知識主要包括中國大部以及日本列島的情況，隨附的地圖展示了各種重要探索和遊曆的路線，以幫助讀者理解地理學科是如何將托勒密對東西方世界的估測和馬可·波羅帶來的地理新知識結合起來，從而拉近歐洲與東方的距離，進而為哥倫布的探索做好準備的。
在中世紀——也就是說，在公元5世紀蠻族攻入羅馬帝國至15世紀發現新大陸的1000年裏——影響到人類地理知識擴展的幾個主要曆史階段包括：我們在前文曾經提到過的公元8世紀和9世紀維京人的航行；12世紀和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13世紀和14世紀蒙古帝國的崛起。維京人獲得的新知識並未滲透到歐洲其他國家；十字軍及其前輩（到耶路撒冷朝聖的人）帶回的知識僅僅以經典著作的形式儲存在西歐；然而蒙古帝國的擴張具有更為廣泛、深遠的重要性，並且帶來了羅馬人未曾掌握的關於東亞的知識，這些知識直到19世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13世紀初，小韃靼部落的領導者成吉思汗征服了中歐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古代中國。在他的兒子窩闊台的領導下，蒙古韃靼人從中國轉向西方，征服了亞美尼亞。1241年，蒙古將領巴圖劫掠了俄羅斯南部和波蘭，並占領了布達佩斯。蒙古大軍的所向披靡甚至讓人覺得似乎預言中的世界末日已經到來，強大的歌革和瑪各終於出現了。但是，窩闊台的突然去世迫使蒙古軍隊被召回，全麵的恐慌籠罩了歐洲。作為基督教世界的首領，教皇決定向大可汗派遣使者，以確定他的真實意圖。教皇派出修士普蘭迦爾賓，從裏昂出發前往拔都的大營（位於伏爾加河河畔），拔都讓普蘭迦爾賓來到位於喀喇昆侖山麓的帝國首都，進入大可汗的宮廷，而在現在的鄂爾渾河左岸（貝加爾湖以南數百英裏處）已經找不到多少當年皇宮的遺跡了。
正是在這裏，歐洲人第一次聽說亞洲東海岸還有華夏大地尚未被蒙古人征服。另一位叫作威廉·瑞思博克的修士獲得了更全麵的信息，他是佛拉芒人，曾以聖路易斯大使的身份到過喀喇昆侖，並於1255年返回歐洲。瑞思博克與羅吉爾·培根交流了一些他所掌握的信息，他說：“這些中國人個子小，愛用鼻音說話，而且長相和東方人都差不多，眼睛很窄……華夏的錢裏麵包括一些棉紙，約有手掌大小，上麵印著一些線條，象征蒙古可汗的大印。他們用類似畫家作畫的那種筆寫字，一個中國字裏麵包含好幾個字母，以此來組成完整的詞。”
他還認為，這些中國人就是古代人口中的賽裏斯人。托勒密知道，賽裏斯人的故鄉就是絲綢的產地，但他也聽說那裏也有一族人叫作秦尼，所以分不清這兩個民族的區別。據推測，中國人的這些別稱是通過航海活動傳到西方的，而“賽裏斯”和“華夏”等名詞都經過了馬來人的修改，從而引起了混淆。
還有一些方濟各會的修士到過東方。其中，維諾的約翰就以大主教的身份在汗八裏（皇城）——即北京——定居（約1358年）；1316年到1330年間，波代諾內（靠近弗留利）的奧多裏克修士到過印度和中國，還帶回一本寫滿奇聞逸事的遠航日記，但大部分內容是從約翰·莫德維爾爵士的著作中照搬來的。
在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將東亞的情況全麵地介紹給歐洲之前，遠行的修士們帶回的消息已經逐漸變得乏味，馬可·波羅在東方整整居住了18年，他的遊記開創了地理大發現曆史的新紀元，僅次於哥倫布的遠航。
1260年，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尼可洛·波羅和馬菲奧·波羅——從君士坦丁堡出發，準備到克裏米亞從事貿易。其後，他們在向導的帶領下訪問了布哈拉，並從那裏來到了大可汗忽必烈的宮廷，忽必烈非常禮貌地接待了他們，而且他非常希望將西方文明介紹到蒙古帝國，於是便委托兄弟倆給教皇帶去消息，請他派遣一百名西方的智慧之士到東方來，給蒙古人傳授基督教信仰和西方藝術。1269年，兄弟倆回到故鄉威尼斯，卻發現無法找教皇滿足大可汗的要求；因為教皇克雷芒四世已經在前一年去世了，他的繼任者尚未任命。他們隻好等了兩年多，直到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當選，然而新教皇對大可汗的要求並不熱心，僅派了兩位多明我會修士陪同波羅兄弟返回東方，時年17歲的馬可·波羅也偶然跟隨父親一起去了東方。他們在1271年11月出發，但兩位同行的修士很快便對旅行失去了信心，原路返回了。
他們先是去了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然後北上，穿過呼羅珊巴爾赫到阿姆河，再到帕米爾高原。接著穿越戈壁大沙漠，1275年5月，他們終於來到了忽必烈在開平府的夏宮，覲見大可汗。盡管他們沒有滿足忽必烈的要求，可汗還是友好地接見了他們，並且對馬可·波羅產生了特別的好感，甚至請他為自己效力；後來，人們在中國的史冊中發現，1277年，一個叫作波羅的人被任命為樞密院的二級專員，他的職責是出使西藏東部、交趾支那甚至印度等地區。波羅一家雖然從可汗那裏得到了大量的賞賜，但他們發現可汗不願意放他們返回歐洲。馬可·波羅曾經擔任多個重要職務；他做過三年揚州總督，這是一個偉大的城市，而且他很有可能終生都為忽必烈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