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0年左右，在經曆了400年的“黑暗時代”以後，城邦製度終於出現在希臘大地。公元前5世紀是希臘城邦製的黃金時代，實際上主要是就雅典而言的。
憑借提洛同盟的力量，雅典人在把波斯人趕出愛琴海的同時，在希臘大陸上向斯巴達的霸權也發起了挑戰。公元前465年，雅典的盟邦塔索斯暴動，斯巴達人秘密答應給予支援。雅典人則借機與斯巴達的宿敵阿哥結為同盟，向斯巴達的霸主地位挑戰。雙方你來我往，互有勝負，最後在公元前445年簽訂了《三十年和約》，斯巴達實際承認雅典為希臘一霸，享有對提洛同盟的控製權。至此，雅典對外擴張達到頂峰。
與此同時，雅典的政治製度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馬拉鬆之戰、薩拉米斯大海戰、普拉提亞、米卡列、優裏梅敦等一係列重大戰役，無不是依靠普通公民的力量才最終贏得的，雅典海上力量的發展，使中、下層公民在國家中地位日益上升。作為海軍中的槳手，他們實際成了雅典軍隊的主力，相應地，他們要求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權利。這種狀況決定了雅典政治變革的方向。公元前487年，執政官選舉辦法由投票改為抽簽。雅典人認為富有者無法利用其財富、聲望取得在抽簽競選中的優先權。公元前462年，厄菲阿爾特實行改革，剝奪了戰神山議事會的絕大部分權利，將其分別移交給議事會、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3個機構。
厄菲阿爾特的改革遇到了來自貴族方麵的猛烈抵抗，改革家本人的遭遇暗殺則充分昭示了鬥爭激烈的程度。但是，改革仍然繼續向前發展，伯裏克利成為新的領導人。他一麵繼續擴大雅典在希臘世界的影響，發出召開全希臘會議的倡議，加強對盟國的控製；一麵在國內推進政治民主改革。到了公元前457年，以前向來被貴族把持的執政官職位終於向第三等級公民開放，使雅典大約半數以上的人有機會、也有可能出任雅典的最高官職。為使貧民能真正平等參政，伯裏克利推行公薪製或津貼製，即對參與公務活動者，由國家發放一定的生活補助。這是用經濟手段保證政治權利的有效措施。公元前451年，伯裏克利鑒於公民權日益成為一種特權，乃提議限製公民權的擴散，規定以後隻有父母雙方都是雅典人的人才能成為公民。大概也是在這一時期，公民大會對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控製大大加強。公元前462年以後，雅典勒石公布的法令的劇增，大抵也清楚地反映了這種趨勢。
其實雅典民主的繁榮是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公民經濟地位穩定、國家府庫充盈是黃金時代雅典經濟的基本特征。
雅典公民的經濟基礎是在公元前6世紀確立起來的。梭倫改革確定了雅典經濟基本的發展方向，即農業、手工業、商業全麵發展。庇西特拉圖時期，通過貸款給小農、鼓勵經濟作物種植等手段，大體穩定、加強了小農的經濟地位。邦主政治垮台後，原幫主政治城的公民們無需向任何人交稅。隻要他擁有適量的土地而又不懶惰的話，他應該可以養活自己。這是古代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小農們從未享受到過的殊遇。
公元前6世紀以來，雅典工商業一直處在上升發展階段，尤其是它的陶器生產，一直處在希臘世界的領先地位。公元前6世紀中期，雅典陶器出口超過科林斯而躍居希臘世界第一位，後又進一步排擠其他城邦的產品而享有壟斷地位。意大利、高盧、西班牙、北非和西亞地區，凡希臘人足跡所到之處，幾乎都有雅典的陶器。
這時期的雅典發展異常迅速，各生產部門都有長足的進展，而且可以代表古代較高的文明水平。有些開創性的事業，則對後世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