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成書於和帝十二年（公元100），許慎在《敘》裏說“漢興有草書”，是以草書為一種書體之始。東漢末期，張芝被譽為草聖，其同時以及稍晚的鍾繇等名家輩出，各成流派。當時趙壹有《非草書》之文，蔡邕有類似之議，以維護正體字的地位，這反映出草書已極一時之盛。漢末直到唐代，草書從帶有隸書筆意的章草發展成韻秀宛轉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羈、氣勢萬千的狂草。
章草起於西漢，盛於東漢，字體具隸書形式，字字區別，不相糾連；曆代對章草的名稱有不同的說解。有見漢末以來《急就章》有草書寫本而說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為無稽。有以章帝愛好草書或曾令用草書作奏章，甚至說章帝創造草書的，都屬臆測。有以章法之章與章程書、章楷的章同義，符合早期草書略存八分筆意，字與字不相牽連，筆畫省變有章法可循的事實，近人多信此說。
今草起於何時，又有漢末張芝和東晉王羲之、王洽兩種說法。從傳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漢簡、漢磚看，在漢末以八分書為正體字的同時，已經出現近似真書的寫法。草書也會隨之變異。略晚於張芝的草書家崔瑗作《草書勢》，對草書有“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絕筆收勢，餘糾結”、“頭沒尾垂”、“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的描述，可見漢末的草書筆勢流暢，已不拘於章法。書體演變本來沒有截然的劃分。說今草起於張芝是從新體的萌芽看；說今草起於二王，是著眼於典型的形成。唐代以來真書沿襲至今。
草書在唐代出現了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成為完全脫離實用的藝術創作。狂草亦稱大草，筆意奔放，體勢連綿，如唐朝張旭《千文斷碑》、《古詩四道》，懷素僧《自敘帖》等等，孫過庭《書譜》字字區別，不相連接，而筆意活潑、秀媚。“大草”與“小草”相對稱，大草純用草法，難以辨認，張旭、懷素善此，其字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清朝馮班《鈍印書要》談學草書法雲：“小草學獻之、大草學羲之，狂草學張旭不如學懷素。”懷素的草字容易辨認，字跡清瘦見形，字字相連處亦落筆清晰易臨。張旭字形變化繁多，常一筆數字，隔行之間氣勢不斷，不易辨認，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中提到張旭草書以“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而有動於心，必於草書揮毫發之”，故學張旭難。
行書
行書是介於楷書、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可以說是楷書的草化或草書的楷化。它是為了彌補楷書的書寫速度太慢和草書的難於辨認而產生的。筆勢不像草書那樣潦草，也不要求楷書那樣端正。
（1）行書的起源
行書的起源相傳有兩種說法：
其一，據張懷《書斷》說：“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由是說而知：“行書”是“正書”轉變而成的。
其二、據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雲：“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河東衛凱子，采張芝法，以凱法參，更為草稿。草稿是相聞書也。”由是而知行書亦稱行押書，起初當由畫行簽押發展而來。相聞者，係指筆劄函牘之類。
行書出現的時間大約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後的正書非常接近。這相當於從隸書中變出（章）草書——由“正體字”中派生出別支來。桓靈朝的“正體字”除了隸書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們又認為行書就是“八分楷法”的別支。其實它也是同其他書體一樣最初的創始還是一般的群眾書寫者，隻要把八分書寫得同其他書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隸體波勢，就變成行書了，在漢末一般出土的簡書中我們是可以隨處看到的。在漢末，行書沒有普遍地應用。直至晉朝王羲之的出現，才使之盛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