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還沒問你為何趙家呢，讓他們交出什麼人？”理不清頭緒，他隻能先把這些甩出腦海，專心顧好眼前的事。
“奴婢……”
“停！”龍煜天略顯尷尬的揮揮手打斷了她。
聽著一位紅發碧眼的洋妞一口一個“奴婢”的在自己麵前恭順有加，怎麼都感覺別扭。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曆史上歐洲在封建社會時期也是有著非常森嚴的等級製度，隻不過跟中國的情況存在明顯差異，大多不被我們所熟知而已。各領主治下的平民相對於奴隸來講的確權利和地位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但於我們今天看來，也是被嚴重限製和壓迫的。而所謂的“仆人”就幾乎可以等同於奴隸了。
甚至可以說，歐洲社會對於奴隸有著超乎尋常的喜愛。公開的奴隸貿易直到十一世紀才因缺乏資源而逐漸衰落，後來隨著殖民統治的發展，從十五世紀開始又重新興起。
即便是自由人，如果臣服於莫一領主，那麼就被稱作“領主封臣”，有義務聽從和效勞於這位領主，將其稱為“主人”。在受封儀式上還存在著著名的“吻腳禮”。這種禮節最早是由古埃及傳過去的，在歐洲既得到追捧又遭到反對，可最後依然於一定範圍內普及開來，比如騎士晉封儀式等。
這個時代的歐洲人雖然受到古希臘傳統文化的影響，認為下跪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情，但發生於地位存在差異的兩者之間就很正常了。
清朝之所以出現西方人覲見中國皇帝時拒絕跪拜，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當時西方世界的民主思想已經開始萌發，再早個幾十年就未必會這麼排斥；二是當時西方一些敏銳的政客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外強中幹”，沒有一支具備遠航能力的強大海軍，根本無法威脅到他們的本土——任何時代可都是“強者為尊”的；三是最主要的原因，他們的封建社會跟我們有著本質的不同，貴族、領主的地位異常崇高，無法理解中國君主的高度集權，而擔任來華使者的人大部分出身貴族家庭，不能想象麵對君主時需要像平民麵對自己時一樣謙卑。
這也是為什麼西方世界從奴隸製時代就有了類似於議會的集會製度——各領主勢力、貴族家庭、利益集團以此來製約君主的權利。從而演變成了後來的民主議會製，由英國率先完成轉型。所以說馬克思關於社會製度一步步進化的理論，在當時的曆史眼光下是經過了嚴密推理的。
其實，用“封建社會”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統治時期是不準確的。根據馬克思對於封建製度的定義，中國並未出現過真正的封建社會。“封建製度”其實是指“分封統治”，國王與百姓、封主與封臣之間存在一種特定的契約，而各個封地內都有著自己一套獨立的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體係，君王的權力衰落。中國的奴隸製時代已經具備了封建製度的雛形，但其生產力是奴隸而不是自由人，所以僅僅是“雛形”。西方思想無法對中國秦代以後兩千多年的製度做一個準確的劃分，隻稱其為“一種嚴重的君主集權體製”。
二十一世紀的學者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應該更名為“宗法****社會”。
而我們誤會了通常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除卻曆史原因和政治目的以外，還有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在東、西方文化剛剛進行接觸的時候，初代學者無法準確把握不同語言之間的異同，產生了不少被沿用至今的“錯誤性”翻譯。
最為典型的就是“詩”和“龍”這個兩個字。
他們那時接觸到西方的詩歌，認為其作用跟古詩詞在中國社會的效果極為類似，所以直接用“詩”稱之。
其實，歐洲的詩歌是一種在中國語言中不曾出現過的文學形式，是一種格式獨特、更接近於敘事或抒情散文的韻文體裁。很多古希臘時期開始存在的吟遊詩人在低位上和日常作用上更接近於中國走江湖的說書人，卻非詩人。西方世界也並不認為他們的詩歌比小說更加高雅——這就跟中國的********發生了明顯差異。很多西方學者甚至都不承認單純寫詩的人可以被稱為“文學家”，連著名的荷馬也遭到非議。他們覺得“著作”這個詞隻能形容具有連貫性和規模性的小說或論文(好在荷馬的作品是長篇史詩，還能得到一定的認同，汗)。
而中國真正的詩詞卻是在上千年的古文學中堪稱“精華”，不但地位崇高，難度也很大。由於語言文化的差別，它們根本就是無法用印歐語係的日耳曼語族(英語、德語等)或是拉丁語族(法語、意大利語等)進行準確表達的，意境更是體會不了。
因此，後來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才會用“古體詩”和“現代詩”等詞語進行劃分。
至於“龍”就更不用說了。早期的中國學者隻知道在西方傳說中存在一種長著翅膀的大蜥蜴，跟中國的龍一樣都是人們想象出來的、十分強大的生物，但卻忽略了二者在人文意義上的完全相反。
中國的龍象征著正義、祥瑞、神奇，說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也不為過，是東方傳統文化中的閃亮一點；而西方的龍則象征著邪惡、貪婪、殘暴，如果說真有那麼一點積極作用的話，就是可以擔當英雄與公主之間的“紅娘”——很多傳說裏“過起了幸福美好的生活”這句話之前都有一句“惡龍被打敗了”。直到近代，世人的思想逐漸開放，可以普遍性的對崇拜力量的心理進行明確表達，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東方文化的影響，西方世界才出現了部分以龍作為正麵角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