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智敏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南水北調可以大大緩解華北的旱情，但是卻並不能解決華北水危機的全部，“華北還需要立足本地，通過節水、治汙、利用再生水等新的水源來緩解當前已處於崩潰邊緣的水危機”。
對於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來說，解決人的問題恐怕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王道。因為“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用水量大大超過了本地水資源的承載能力。”
被迫三遷的水源地
回顧上海“喝水”的曆史，或許會讓人更有危機迫近的感覺。因為眼下供給上海用水的兩處主要取水地竟然早已經過了數次被迫遷移。
1911年，上海人喝水、用水大多依靠蘇州河裏的清水，而百年後的今天，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消除它的黑臭之後，它最多也隻能恢複成一片僅供觀賞的景觀水域。
1928年，上海將目光投向了黃浦江，此後的80年間，取水點曆經了從浦江下遊到中遊最後至上遊的多次遷移。這條養育上海人的河流，在1870年時候所有的水質檢驗指標甚至優於同期英國著名的泰晤士河，到了20世紀50年代，水質依然良好，但從1978年起，人們無奈地發現下遊的魚蝦已經絕跡。
1990年起，黃浦江汙染嚴重，上海開始建設陳行水庫以便從長江取水。發人深省的是，這次不過相隔了十幾年，人們又不得不開始設法規劃長江上的第二個水源地。
對此，同濟大學長江水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李建華教授表示：“從蘇州河到黃浦江，又到長江，總是布局後出現汙染、出現汙染隻好遷移，可遷移了以後汙染範圍很快又進一步擴大，隻好再遷移。我們現在是守、守了守不住、又退，退然後退到現在可以說今後再也不能退的這麼一個位置。”上海取水口的百年變遷，實際上正體現了快速工業化、城鎮化背後的深重代價。
實際上，中國要麵對高速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水源汙染問題的遠不止上海一地。據統計，我國目前的工業廢水和城鎮生活汙水年排放總量已達到631億噸，每人每年平均排放40多噸廢汙水，而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傾入了河流湖泊。由此導致的惡果是，全國七大水係中的26%水質為五類和劣五類，九大湖泊中已有七個水質屬於五類、劣五類，這樣的水質連農業灌溉都不能使用，更不用說拿來飲用。
河流湖泊受到汙染，城市飲用水安全必然也受到威脅。國家有關部門的數據顯示，在我國的46個重點城市中，近半數水質較差，不得不尋求新的水源；而在農村，約四成居民沒有條件飲用衛生合格的水。為了滿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工業發展的需要，諸如上海、蘇州、無錫等長三角地區以及廣州等國內著名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因為水缺乏而進行了過度的地下水開采。隨之而來的地麵沉陷等巨大的負麵效應本書亦早已詳述。
水質汙染不僅迫使上海取水地經曆了數次遷移，更使得居民飲水安全和城市自身安全都岌岌可危。如若在城市發展的同時，再不關注類似的汙染“副產品”，未來上海喝什麼水？祖國大地上又究竟還有多少幹淨的水？都將成為困擾國人一世紀發展的沉重問題。
綠色災難
2009年10月，黃浦江上成片的綠色和往年一樣如約而至，來勢洶洶。這些單看不怎麼起眼的植物就是近年來造訪上海的常客，水葫蘆。這次，呈帶狀分布的水葫蘆和往年一樣迅速地通過黃浦江上遊的支流湧入黃浦江，然後集結成片，在閘港至米市渡水域已經形成了10餘萬平米的規模，散布在20餘公裏長的江麵上。而在水葫蘆的重災區上海金山區和青浦區，已經打撈起數萬噸的水葫蘆。這一切，僅僅是每年水葫蘆災害的序幕而已。
這一自2002年以來每年都見諸報端、引來各界關注的黃浦江水葫蘆泛濫之災，正是上海水源汙染的病症表象。
原產於亞馬遜流域的水葫蘆最早被作為觀賞植物走向世界，在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一度被作為豬禽飼料廣泛使用。或許就連它最早的發現者都不會想到，時至今日，這種能開出美麗花朵的水生植物卻因為其對於江河的嚴重汙染而“聞名”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