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唐代中期以後，茶的生產、貿易和消費的日益發展，和唐王朝當時所采取的禁酒措施以及酒價昂貴也有一定的關係。酒是很多人所喜愛的一種傳統飲料，而製作酒的原料多是糧食，飲酒的人愈多，消耗的糧食也就愈多。唐代人口，自貞觀初年（約627）至開元二十八年（740）的一百多年間，由三百萬戶累增至八百四十一萬餘戶，增長幾近兩倍，所需要的糧食自必成倍增長；而自安史之亂起，戰禍頻仍，農民破產逃亡的很多，糧食產量顯著下降。因此，肅宗在乾元元年（758），以“廩食方屈（屈，用盡的意思）”，開始在京城長安禁止賣酒，並規定，除朝廷上的祭祀燕饗外，任何人不得飲酒。代宗廣德二年（764）又規定了全國各州的賣酒戶數，此外，不論公私，一律不準賣酒。至於酒的價格，在乾元年間也比前增高（見《文獻通考·征榷考四》），所以杜甫在京城任左拾遺時（757—758），曾有“街頭酒價常苦貴”的詩句，同時，在同詩裏，杜甫還說“徑須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這就是說，一鬥酒的酒價要300文（唐代一緡為一千文，緡指成串的錢），如茶價每斤按50文計算，則一鬥酒的酒價可以購買茶葉六斤。又飲酒過多，是對人體有害的，李白嗜酒，自稱“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終身”（見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結果，李、杜二人，都年在六十左右先後死去，致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酒的毒害。飲酒的人，顯然知道長期地過量地飲酒是能危害身體健康的。正是由於上述的這些原因，使得不少愛好飲酒的人轉向飲茶，做到了以茶代酒，從而大大地促進了飲茶風尚的傳播。
另外，由於唐代文化的發達，出現了不少傑出的文學家和詩人，他們品茶賦詩或作文成為風氣，在李白、顏真卿、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李德裕、溫庭筠、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的詩文中。都有關於飲茶的描述。特別是《茶經》的問世，對當時的飲茶風氣，曾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見《新唐書·陸羽傳》）“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見《封氏聞見記》）甚至宋·歐陽修還在《集古錄》中記述了“茶肆”（茶館）把陸羽當作神來祀奉的故事。實際上常伯熊的作用，顯然是被誇大了。
唐代的飲茶風尚，還遠及邊疆地區。《封氏聞見記》說：“按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於中地，流於塞外。”
在唐以後，經五代十國至宋、遼、金、元前後四百多年中，主要產茶地區逐漸向東南地區擴展。在北宋末期，川陝四路所產茶葉，甚至不及東南諸處十分之一。（見《文獻通考，征榷考五》）。其消費，自北宋以後，日益普遍。所以宋·李覯曾說：“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貴貧賤靡不用也。”（見《盱江集》）宋代文人作詩為文讚詠茶葉的也很多，如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等都有詩文流傳，宋徽宗趙佶還寫了一本茶葉專著——《大觀茶論》。
遼、金、西夏與宋並立，前後達二百多年，宋王朝和遼、金、西夏之間，先後雖有爭戰，但茶葉貿易往來仍很頻繁，或以互贈禮品方式進行物物交換，或通過榷場（官辦的貿易場所）交換，或由商民自行交換（據範文瀾《中國通史》）。元統一全國後，戰事連續不絕，茶葉生產受到很大摧殘，茶葉貿易也受到阻礙。
明、清兩代的五百多年中，在生產地區、生產數量、生產茶類方麵發展很快，在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方麵也有很大進展，這主要是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明清時期刊行了大量的茶葉專著，足以說明當時茶葉生產技術有了較快的發展。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被迫開放海禁，茶葉又成為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重要對象，因而在這一時期內，我國茶葉開始大量進入了世界市場。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後期，我國成為世界各國進口茶葉的唯一供應者，銷區遍及歐、美、亞、非、澳各洲。
如第一講所述，中國是茶葉生產的祖國。現在世界上大多數有飲茶習慣的國家，特別是主要的茶葉消費國家所用的茶葉，都是從中國傳播過去的。因此，這裏有必要簡單地敘述中國茶葉、茶種、製茶法和飲茶習俗向外傳播的曆史。
自漢代張騫通西域（公元前138年）以後，開拓了有名的“絲綢之路”，在這“絲綢之路”上有否運過茶葉，則缺乏可靠的文字記載。在第七世紀時，即在唐代初年，長安（即今西安）已成為中外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城市，當時中原各地，飲茶已成風尚，茶葉且已成為我國西北地區兄弟民族的生活用品，因此，有人認為，茶在第七世紀已開始傳至中亞、西亞和西南亞一帶，是可信的。但直到十六世紀，才有波斯（即今伊朗）人哈奇·穆哈默德（Hajji，Mahommed）口述我國產茶情況和茶的藥用和飲用價值的文字記錄（見美尤克斯《茶葉全書》中所引《航海旅行記》第二卷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