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兩度來我國的日本高僧榮西（即千光國師），對日本的茶葉傳播和發展，以及後來茶道的發揚都起過很大作用，有“日本陸羽”之稱。榮西第一次入宋在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從四月到九月，隻有短短五個多月時間，他從寧波入境，經四明山、天台山，在參拜了育王山廣利寺、天台山萬年寺等有名寺院後回國。第二次入宋在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他已47歲，經當時京城臨安入天台山，萬年寺拜虛庵（懷敞禪師）為師。他於1191年（宋光宗紹熙二年）回國，也帶去了不少茶子，先後在他主持的禪寺，如博多安國山聖福寺及脊振山靈仙寺（在今佐賀縣神崎郡等地）試植。榮西除親自推廣栽種茶樹外，還寫了一本《吃茶養生記》，宣揚飲茶的功效，並傳播了宋代各大寺院中僧侶講經布道的行茶儀式，大大豐富了日本飲茶藝術，並促進了種茶事業的發展。
如上所述，在飲茶風尚的傳播過程中，佛教僧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同時皇室貴族的愛好，文人學士的歌頌，醫藥學家的評價和推薦，茶商的宣傳和推銷，在各個曆史階段對各種不同階層也都起過推廣的作用，不過還應該著重指出，飲茶風尚之所以風行全球，是曆代茶樹種植者、茶葉製造者和茶葉工作者長期辛勤勞動的必然成果，這裏所以提出佛教僧徒的作用，僅僅是從曆史的一個方麵著眼的。
五、飲茶的習慣
人們飲茶，大抵有這樣幾種不同的目的：一種是把茶當作藥物，飲茶用以防治疾病。關於茶的藥理功能，在第一講裏已經加以介紹。由於飲茶確有健身和防治疾病的效果，很多人就把茶作為健身飲料，久而久之，養成了飲茶習慣。一種是把茶當作生活的必需品，不可一日或缺，甚至每餐必備，由於生理上的需要（一般是以肉食為主、缺乏蔬菜的地區的人，例如蒙古、康藏等牧業地區，茶葉成了該地區的必需品），從而代代相傳下來。又一種是把茶視為珍貴、高尚的飲料，飲茶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種藝術，或是一種修身養性的手段。這也有一定道理，生理作用與精神作用是密切相關的。《茶經》作者陸羽可說是一個講求精神效果的代表人物，日本的茶道也屬於這一類型。正是由於茶葉具有滿足人們不同目的要求的特性，飲茶之風才有了它的物質的和社會的基礎。
在《茶經》的寫作年代，茶的種類，隻有屬於不“發酵”茶類的粗茶、散茶、末茶和餅茶，其中餅茶是主要的。在人民大眾中，飲用前對不同的茶葉先作不同的處理（斫、熬、煬、春），然後用沸水衝泡，這就是《茶經》所說的“庵茶”；有的再加蔥、薑、棗等添加物，用以調味，“煮之百沸”，然後飲用。前一種衝泡法現在還非常流行；後一種煮飲法在我國西南、西北地區以及中亞、西亞和非洲的一些國家也流行很廣，僅在具體做法和飲用器具上有所不同。但陸羽把用這兩種方法調製的茶湯，看作溝渠中的棄水，表明了陸羽飲茶的目的有著與眾不同之處。
我國最早的飲茶方法，據《廣雅》說：
“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複之，用蔥、薑、桔子芼之。”
又據明慎懋官《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所記：
“唐李德裕入蜀，得蒙頂，以沃（澆的意思）於湯瓶之上……”
可見用沸水衝泡或加蔥、薑之類的調味品早已為一般人所試用。
《茶經》所提倡的煮茶方法，在《五之煮》中已有詳細的說明。陸羽對茶湯的“沫餑”和香味都非常珍視，而衝泡和“百沸”都不能獲得“沫餑”和香味鮮爽濃強的茶湯，這就是他反對民間習慣方法的原因所在。民間著重於茶的物質效果，而陸羽則重視精神效果，這是很明顯的。
《茶經》作者是主張常年飲茶的，所以他說“夏興冬廢，非飲也”，這表明他認為飲茶並不僅僅為了在夏天解渴、消熱，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還應照樣飲茶。為什麼要常年飲茶，《茶經》沒有加以說明。從現在看來，由於茶內含有多種有益於人體健康的物質，所以經常飲茶，確是既能健身，又能防治疾病。有飲茶習慣的人，無論中外，也不是“夏興冬廢”的。但從全文來看，“夏興冬廢，非飲也”，是對不重視飲茶的精神作用，而偏重於飲茶的解渴作用亦即飲茶的生理作用的批評，因為從生理上說，夏天天熱，需要飲茶，冬天天冷，可以少飲或不飲，但在精神生活上並無冬夏之分，常年飲茶是必要的。
《茶經》作者所提倡的飲茶方式，也與眾不同。《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回中所說的妙玉泡茶款待寶玉的故事，對《六之飲》中所說的飲茶方式也是一個很好的注解。妙玉譏笑寶玉說：“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飲驢？”曹雪芹筆下的妙玉，認為飲茶一杯已足，亦即她飲茶的著重點在於“品”，可說是領悟了《茶經》的飲茶藝術了。
《茶經》所說的“夫珍鮮馥烈者，其碗數三……”說的是煮一“則”茶末，隻煮三碗，才能使茶湯“珍鮮馥烈”，如煮五碗，味就差了，所以，五個人喝茶，也隻用三碗的量。在《四之器》中，煮水的熟盂，容積二升，越甌（碗）的容積半升以下，兩者大致是四與一之比，不能超過五碗是受熟盂容量限製的關係。直到現在，講究喝烏龍茶的人，所用茶壺的大小，也隨人數或盅數而定，他們先聞香，後品味，茶杯很小，飲茶的目的主要也在於精神上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