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學過程中，墨子還十分注意教導學生要學用結合。他反對孔子“君子述而不作”的主張，堅持傳述與創作並重。墨子認為，倘若大家都“述而不作”，就難以有所創造，人類社會就不會有文明和進步。因此墨子指出，如果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君子隻述”、“小人方作”的主張來看問題，那麼古時候發明弓、甲、車、船的人就都成了小人，而現在根據這些發明製做弓、甲、車、船的人反而都是君子。凡有所述，必是有人作出的，則其所述，豈不都是小人之道？可見，孔子的主張是荒謬的。因此，墨子極力主張和提倡“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要求學生述作並重、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反對那種隻說不做、隻講空話的學風和作風，指出“口言而身不行”，即為“蕩口”。
由於墨子的主張代表了下層貧苦百姓的利益，其教學思想和方法也深受學生們的歡迎，因此，跟隨墨子學習的人很多，墨家也成為當時與儒家並稱的顯學。
墨子的政治主張是興利除害，建立一個平等、安定、人人安居樂業的“尚同”社會。在《墨子》一書當中，他一再強調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並以此作為自己及其弟子立身處世的準則。
墨子認為，儒家所主張的禮樂煩瑣擾民、厚葬傷財貧民，三年守喪傷生害事，都是有害而無利的，為此，他提出了非樂、薄葬、短喪的主張。
對於諸侯間的攻伐和兼並戰爭，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生產荒廢、生靈塗炭的慘況，墨子更是深惡痛絕，視之為天下大害。為此，墨子提出了非攻、兼愛的政治主張。
墨子還反對宿命論，提出“官無常官，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主張。他期望可以通過興利除害，任賢使能，兼愛互利，實現國安民富、平等友愛的大同理想。同時，墨子也終身為這一目標而頑強奮鬥，甚至甘冒危險，不惜獻身。
關於墨子的政治業績，最著名的就是止楚攻宋。
當時，著名的匠師公輸般（魯班）為楚王製造了雲梯，欲發兵去攻打宋國（都城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南，擁有今河南東部和山東、江蘇、安徽間地）。墨子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一麵派遣禽滑厘率領三百名弟子帶著自己設計和製造的守城器械去宋國協助守城；一麵親自從魯國出發，趕往楚國（今陝西商南東南、安徽含山西北、河南南陽以南、洞庭湖以北一帶）。
一到達楚國的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附近），墨子就冒著被殺的危險，用辯理和科技知識說服了楚王和公輸般，使楚王放棄了攻宋的計劃，從而消弭了一場攻殺戰爭。
除止楚攻宋外，墨子還曾經勸止魯陽文君攻伐鄭國（都城在今河南新鄭），勸止齊（今山東北部，都城在今淄博東北的臨淄）王攻伐魯國。
墨子所做的這些事情，完全是為了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是一種為理想而奮鬥的獻身精神。他在一生當中都堅持這樣做，不求名，不求利，自甘清苦，唯求理想之實現。不但自己是這樣身體力行，墨子所教導出來的弟子也都繼承和恪守了這種精神。因此，就連墨家的反對派也不得不對墨子的行為感到歎服和讚賞。《莊子·天下篇》中說，“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孟子·盡心篇》也說，墨子及其弟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隻有墨子和墨家對於科學技術最為重視。墨子本人不僅是一位手藝高明的匠師，還深入到科學技術領域之中，做了一係列的科學研究和科學實驗工作，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比如，最早發現物理學中“小孔成像”現象的人，就是墨子。
然而，墨子重視科學技術並非為科學而科學，他將科學技術與自己的政治主張緊密地聯係起來，用科技知識來充實和豐富自己的學說，並以之作為興利除害的有力武器，為自己的政治主張所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