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13歲時，父親去世。但葛洪從小就聰明好學，16歲時開始誦讀儒家的《孝經》、《論語》等，並發奮精讀五經，立誌為文儒。他自認為“才非政事，器乏始民”，於是以“不仕為榮”，所以向“立言”方麵發展，其基本思想是以儒家為主導。
在葛洪十八九歲時（太安元年前），曾去廬江（今安徽廬江）馬跡山，拜師於葛玄弟子、方士鄭隱，做他的助手，並接受了《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洞玄五符》等道書及《黃帝九鼎神丹經》、《太清神丹經》、《太清金液神丹經》、《黃白中經》等煉丹術著述，從此開始轉向道教。
葛洪所著的《抱樸子·內篇》，是我國煉丹術史上一部極其重要的經典著述，也可說是自西漢迄東晉以來，我國煉丹術早期活動和成就的基本概括和全麵總結，起到了煉丹術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這部書對晉代煉丹術活動的各個方麵都進行了翔實的記載，而且言語質樸，說理明晰。尤其是其中的《金丹篇》與《黃白篇》兩篇，更是集中反映了漢晉時期我國煉丹術化學的麵貌。
此外，葛洪在其著作《抱樸子內篇·仙藥》中，還對各種石芝、雲母、雄黃、諸玉、真珠、桂、巨勝、檸木實、鬆脂、菖蒲等所謂仙藥的特征、產地、采集、性質、加工及服食法等，進行了相當完整的說明。這些內容對研究我國古代醫藥學、動植物學和礦物學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對今人了解道教丹鼎派的思想和活動也至關重要。
葛洪在熱衷於煉丹術的同時，還鑽研醫術，他可以稱得上是東晉時期對我國醫學貢獻最大的傑出醫學家。
葛洪在醫學上的成就是多方麵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此書雖已失傳，但從其自序可知，這部書是葛洪在“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捃拾遺逸，選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為百卷，名曰玉函”。
葛洪的另一部醫學著作是《肘後備急方》，後代對其做了一些整理，至今仍然流傳。從這部著作，也可以看到葛洪在醫學上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肘後備急方》又名《肘後救卒方》，後經梁代陶弘景增補，改名為《肘後百一方》；以後，又經金代楊用道再度修訂整理，更名為《廣肘後備急方》。現今流傳的版本，就是經楊用道增訂的。從這個版本中，基本上也能分辨出葛洪本人的醫學成就。
葛洪是個虔誠的道教徒，醉心於煉製仙丹，追求長生不老。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廣泛收集資料，尋覓理想的煉丹場所，他曾經“周流九州之中”。在與民間廣泛、深入的接觸中，葛洪也深感民間疾病的發生和傳染常常因為缺少醫者，而又無簡易的自療方法，隻好坐以待斃。他深感有必要編撰一部簡易應急的醫方書。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礎上，收集各種簡便易行的醫療技術和單驗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藥時，也都是選用一些價廉效顯、山村僻壤易得的藥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購買，都是一般草石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葛洪編撰成《肘後備急方》三卷（後世整理成八卷）。書名“肘後”指可隨身攜帶於臂肘之後，“備急”則多用於急救之病症，這與現代之“急救手冊”具有同等的含義。
葛洪的醫學思想具有可貴的群眾性，藥品用的是廉價易得之品，治療技術也力求簡便易行。比如，對於古代的針灸技術，他隻倡用灸療法，因為針術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術則人人可做。而關於施灸部位（穴位），他也總是通俗、明確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兩乳間”、“臍下四寸”，而絕少用穴位名。這樣就達到了他自己所說的：“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眄可具。”這也就是《肘後備急方》之所以能夠一直流傳不衰的根本原因。
傳染病，尤其是急性傳染病，古來已有。東漢時期的張仲景所著的《傷寒論》中總結了當時在發熱性傳染病方麵的成就，為人們所推崇和遵循。張仲景的診療係統，素以嚴謹著稱。而葛洪基於自己的醫學思想，認為張仲景及其所遵循的《黃帝內經》那一套根本不適用於窮鄉僻壤，更何況傷寒學體係已不能完善地駕馭全部發熱性傳染病的診治。他指出，古代治療傷寒的麻黃湯、桂枝湯、柴胡湯、葛根湯、青龍湯、白虎湯等二十多張方子，都是“大方”，複雜難備，因而另行設計了一些簡便易行的效方，以應貧窮地區的需要。
自古以來，人們都將熱性傳染病歸入傷寒，認為這類疾病是傷於寒邪所致，且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的說法。醫界通常也都在這個窠臼裏轉圈。然而，葛洪卻敢於跳出這個圈子，提出了“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