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是我國18世紀傑出的大學問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尤長於考據、訓詁、音韻，為清代考據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戴震有如此大的學術成就，完全是由於他自己的艱辛努力取得的，在古代學者中像他那家境貧寒而學高天下者，的確少見。他沒有家學可傳，因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大字不識的小販，而且他們的生意本小，賺錢難以供家人糊口。
戴震稍長時，在鄉從塾師學習。有了學習機會，他十分珍惜，在學習時十分刻苦，並且勤學好問，善於獨立思考。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師曰：“此朱子雲爾。”
又問：“朱子何時人？”
師曰：“南宋。”
又問：“曾子何時人？”
曰：“東周。”
又問：“周去宋幾何時？”
曰：“幾二千年。”
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
師不能答。
戴震讀書很認真，每字必求其義。塾師乃又授以漢時許慎《說文解字》，“三年盡得其節目”。由此，他在文字方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十六七歲時，他對《十三經注疏》已“能全舉其辭”。
戴震之所以能有這樣紮實的學績，全憑他日夜苦讀精研。戴震青少年時，由於家庭生活困難，他不得不放棄上學機會，肩挑小貨擔，出外做些小買賣。在做小商販的行途中，他一有機會就拿起書本邊走邊看，邊看邊誦，邊誦邊記。往往出門做一回生意，他就要背誦數頁書。就這樣，戴震對《十三經注疏》了如指掌。
戴震過著相當艱苦的生活，但總忘不了讀書。後來，他隨父做生意客居南豐，在這裏他開始“課學童於邵武”。他一邊教童蒙學館以維持生活，一邊努力讀書，研究學問，故經學日益長進。
20歲時，戴震結識了當時著名的學者江永，即受學於江氏門下。江永精於《禮經》及推步、鍾律、音聲、文字之學，門人很多，而“惟震能得其全”。這為他後來治學打下了基礎，同時也為他當時被聘為世家大族的家庭教師創造了條件。
但是，這種對戴震來說已算是相當舒逸的教學生活卻不久就結束了。33歲時，因受湖南學政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的文字獄案牽連，戴震遭受豪強迫害，曾顛沛於北京、南京、揚州等地，過了10年的避難生活。
在這段時間裏，戴震為貧困所迫，“行李衣服無有”，乃至“ 粥或不繼”。他曾在高郵王安國家坐館，任家塾教師。
35歲時，戴震來往於揚州，結識了對顏李學派頗有造詣的學者程廷祚，並接受了程氏的一些思想影響。在險惡的環境中，戴震撰寫了抨擊程朱理學的名著《原善》一書。近40歲時，他才參加鄉試並中舉。從此，他的生活才逐漸安頓下來。
盡管戴震成了舉人，但在此後的10餘年裏，他卻屢試不第，隻好以教書為業。50歲時曾主講於浙東金華書院。後入京會見錢大昕，與之談論競日，被錢大昕稱為“天下奇才”，推薦給尚書秦蕙田協助修《五經通考》。後會試不第，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誌》。爾後又遊山西，講學於壽陽書院，修《汾州府誌》和《汾陽縣誌》。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開四庫館，由《四庫全書》總編紀昀等人引薦，奉詔入四庫館為纂修官。
乾隆四十年，戴震已53歲，奉命與當年貢士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在館五年間，主要工作是校書，除《儀禮集釋》、《大戴禮記》外，還校有《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對於中國古算學的恢複與發展作出了貢獻。55歲時，因積勞過度而病逝。
戴震的一生，始終都在生活貧困之中讀書、教書、著述和校注古籍。即使在做小販時，他仍不忘學習和著述。20歲以後，戴震開始著述活動，並著有《籌算》、《考工記圖注》、《爾雅文字考》等作品。在後來的10年避難生活中，仍然勤於筆耕。
戴震的著作是很豐富的，經後人刊於《安徽叢書》，稱《戴東原先生全集》，共收有22種，104卷，有《考工記圖》、《毛鄭詩考證》、《經考》、《聲韻考》、《方言疏證》、《原象》、《鉤股割圓記》、《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等，另有《戴東原文集》12卷。
其中，《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是戴震的代表作。《原善》一書，集中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存需要與求平等願望的民主啟蒙思想，猛烈抨擊了封建統治者“快己之欲”的貪暴行為與罪惡，闡述了社會弊病根源於統治者的“私”與“蔽”，發表了“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的大膽政治見解。
此外，《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大膽地提出了“理存於欲”的觀點，充分論證了勞動人民追求生存欲望的合理性，抨擊了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主義，對程朱理學割裂理與欲，去欲存理，以“名教”、“義理”為借口殘害人民的虛偽說教予以無情地鞭撻，尖銳指出程朱“以理殺人”！戴震的這些思想觀點，確為針砭理學流弊的醒世之論，故在當時為天下學者稱快，起到了批判理學和封建政治製度的啟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