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說，博學如不能使自己“日生日新”，且“充之不廣，引之不長，澄之不清，增之不富”，是不懂博學目的的“雜學”。學貴擇之精而執之固，那麼什麼是“精”呢？如何執固？如何“日生日新”？這就要靠自己善於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對於百家之學要在循名求實，“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如果“知名不知其實，以為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倪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
王夫之繼承了古代學思結合的為學原則，強調博學是慎思的基礎，思是學的深入，隻有通過深思，才能使所學知識消化吸收，才能使自己的學問與德性“日生日新”。
第三，王夫之以為，“力行”是善學的重要方法。博學深思非常必要，但隻是基本功夫，或者說隻是見諸書本上的“道問學”，屬知的範圍。知是為了行，而行則要有一種實際能力。“夫能有跡，知無跡。……知無跡，能者知之跡也。廢其能，則知非其知，而知亦廢”。
王夫之極力批評宋明諸儒尊知賤能，銷行為知，以致終身隻做得筆頭口頭學問，而沒有治國平天下的“力行”之功，遂使宋明亡於異族，大好山河拱手獻敵。他說：“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學，未嚐離行以為知也。”
所謂力行，在王夫之看來，不外乎綜實理、切事實，以榮生而淑世。以為“知必以行為功”，學問與德性修養都要以行來檢驗，都要以有功於世為旨歸。因為，“人之所以為人，不能離君民親友以為道，則亦不能舍人倫物曲以盡道”。
王夫之批評宋明學者“絕物求靜”和“舍天下之善而不取”的學風，以為這種學風實源佛、老的靜心養性，是盡棄“人道”和“治道”的“偷安”之學，它養成了一種不切實際又無能無功卻“汪洋自恣”的“狂者”，結果讓國家敗亡在這些人的手裏。由此，他力倡學必以行為功的學風，要求學者在現實政治、倫理之本上用實功，以經世致用作為學習目的。
第四，王夫之既然以經世致用為學習目的，則極力強調學者應在“求治”上因時因事變革學術，推動社會的進步。
宋明時期的諸儒，言必稱孔孟之道，行必遵古法。王夫之認為，這是不善學的愚蠢做法。他說：“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未有慕古人一事之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浮慕前人之一得，夾雜於時政之中而自矜複古，何其窒也。”
王夫之打破了“道一不變”的傳統觀念，以樸素的曆史進化論闡述了“治道”日變的見解，以為“無其器則無其道”，一切“道”、“理”、規律、秩序、法度都必然寓於現實事物之中，不能離開事物去求道。學者研讀經史之學，旨在“知人安民之精意”，順其事物必然之勢求其治道，以解決現實具體政治問題。如果不是這樣，死守古籍，窮精竭力於經史，則是“泥古”。
王夫之從“求治”目的出發，主張學者讀經治史必須聯係現實國家政治實際，拋棄傳統的以倫理是非、認識對錯、動機善惡為轉折和標準的曆史觀和“治道”論，而是深刻領會“先王不恃其法，而恃知人安民之精意”，因時因事變化以製其宜。
王夫之主張，現實政治要立足於合乎人情時勢，不要一味浮慕古人，古人在政治上亦有得失利弊，若“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必然會“樂道古”而遺實。即使古人成功之處有可取者，也要根據現實需要，“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
◎故事感悟
王夫之在其史學論著中，廣泛論列和分析了古代的治法、井田、取士、兵農以及封建、郡縣等等，以為任何古人的治國措施都有利弊得失，不可一概而論。故善學求治者借鑒古人經驗尚可，而泥於古人則不可。他所著《噩夢》、《黃書》等，均體現了“求治”精神，其思想之博大宏括，確為罕見。
◎史海擷英
王夫之“太虛一實”的唯物論思想
王夫之在做學問過程中，發展了張載的“知太虛即氣則無”的思想，對“氣”範疇給以了新的哲學規定，對理氣關係、道器關係問題，也進行了較深入的理論探討，並作了明確的唯物主義解釋。
王夫之認為，整個宇宙除了“氣”外別無他物。他還指出，“氣”隻有聚散、往來而沒有增減、生滅。所謂有無、虛實等，都隻有“氣”的聚散、往來、屈伸的運動形態。
按照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王夫之舉例論證了“氣”的永恒不滅性，認為這種永恒無限的“氣”乃是一種實體，並提出“太虛，一實者也”，“充滿兩間，皆一實之府”等命題，力圖對物質世界最根本的屬性進行更高的哲學抽象。他把“誠”訓為“實有”，以真實無妄的“實有”來概括物質世界的最一般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