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農民是中國最不安分守己的農民。這與費孝通筆下“生於斯，死於斯”、與中國的黃土地構成封閉的無限循環的農民，形成本質區別。春秋吳越國時期，浙江大致隻有40餘萬人口，隨著水利工程的巨大成功，北方移民逐漸大批來到浙江。在近現代，浙江形成了兩個層麵的人口流動格局。一是跨省域流動，溫州一帶幾乎沒有土著居民，相當一部分是康乾時期從福建、江西遷移而來；二是省內流動，太平天國導致杭嘉湖一帶人口大幅減少，促進了溫州、台州、寧波、紹興等地居民向杭嘉湖地區流動。人口流動促成了人與土地的開放式循環，促進了區域文化的交融和提升。而且，省內大量耕地是在圍墾湖塘和海塗中形成的，年輕土地養育著的年輕人口，形成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獨特的氣候、人口壓力以及人口的流動性，層層地推動著浙江農業生產發展，孕育著浙江農民的企業家素質和企業家精神。
浙江農民在傳統農業的框架內，在人與自然的積極的理性博弈中，通過精細農業、多樣化農業和商品農業、人的流動性，逐漸形成了勤於勞作、精於計算、敏於創新、勇於開拓的企業家素質。首先是勤勞，浙江是中國農業複種指數最高的省份，浙江農民在小塊土地上需要比其他地方農民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其次是較強的時間觀念，季節銜接，早稻和晚稻之間的搶收搶種，一年的生計係於數天的辛勤勞作之中；第三是精確計算，多季農作物不僅要根據土地狀況精心組合，還要根據市場價格來形成收入最大化的組合；第四是善於管理，1／3的農戶有雇工，要管理家人和雇工之間的農活分配，使他們飽滿而有效率地工作；第五是足夠的協調能力，與鄰居協調用水、使用種子、大農具以及進行農事活動等；第六是敢於冒險，人口壓力和多樣化農業，使得浙江農民不得不按照市場要求安排農業生產，人口稠密所導致的較低的遷移成本，使他們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2．深厚的經商傳統。源遠流長的經商傳統是浙江經濟的文化基因。“義利並重”、“工商皆本”的曆史文化傳統，浸潤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潛入浙江人的“生命基因”之中。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的長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務實的群體性格。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蕩，塑造了浙江人的創新意識和開放心態，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當今時代的發展得到了有機結合，造就了今天的輝煌。
3．自然環境惡劣，飽受生存環境的壓迫。浙江省人均隻有半畝地，自然資源貧乏，國家投資又少。因此他們的生存壓力非常大，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他們為了改善自身生活，就首先跨出家門從事又苦、又累、又髒，別人又瞧不起的“下等活”：彈棉花、補鞋、磨豆腐、配鑰匙、理頭發、賣眼鏡……在走南闖北的過程中他們不僅積累了創業的原始資本，還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經營管理水平。這為他們日後投入到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並在其中大展宏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改革開放政策。同樣一方水土，同樣一方人，為什麼隻有在今天，浙江人才能在商海中盡情搏擊？答案隻有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舞台給了浙江人以創造的空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讓沉寂千年的土地煥發生機，讓每一個頭腦都為致富而暢想。
5．環境支撐。
在浙江快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中，有五個環境因素也同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上海的極化和輻射；（2）計劃經濟影響較少；（3）人口稠密；（4）市場化曆史進程的連續過程。
緊鄰上海是浙江的一個獨特優勢。19世紀末期至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是遠東最大、最活躍的工商城市，也是浙江人和浙江資本重要的發展平台。至新中國成立前夕，有100多萬浙江人在上海灘淘金、打工和生活，大量資金流向上海。計劃經濟時期到80年代後期，浙江利用與上海“血濃於水”的關係，得到了大量寶貴的技術、原料、資金和銷售渠道。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師”，是浙江城鄉集體企業和個私企業快速發展的重要技術支撐。
浙江是中國計劃經濟影響最弱的地區。1953～1978年合計，浙江人均國有投資隻有411元，列中國內地各省市區最低，隻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3％。因此，浙江的國有企業較少，計劃經濟部門較弱。民間沒有國有企業可以依靠，行為方式較少受到計劃經濟羈絆；黨委和政府支持民間創業的機會成本較低，政治壓力較少，可以放開手腳支持民間創業。
人口高度稠密進一步降低了創業成本。環杭州灣地區、浙中盆地和溫台沿海三個區塊，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裏800多人，已經等於甚至高於美國洛杉磯、紐約地區的人口密度。首先是多數地方都具有低成本的創業環境，不論在哪一個具體的點上，創業者都能與其他點一樣，低成本地得到充足的信息和較好的要素供給。創業者足不出鄉（村），就可以在鄉土環境下，低成本地創辦企業；其次是形成信息共享和技術溢出機製，村屋相鄰、廊簷相接，根本無密可保，在樂清市柳市鎮，空氣中彌漫著低壓電器技術；最後是導致範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的有機統一，在人口密集情況下，較小空間範圍內也有較大需求，較好地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提出的專業化分工與市場容量這一基本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