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家族企業對浙江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巨大貢獻，但其自身也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現代企業發展的弊病。於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浙江人開始了對家族企業盡行大刀闊斧地革新。
家族企業的優勢
上世紀90年代初，有不少經濟學家對浙江民營企業的大量存在既喜且憂，發表了一些意見，比如呼籲“盡快建立大企業集團”後來又有斷言浙江經濟必定會停滯，根據是浙江許多企業不上規模。然而事實上浙江經濟不僅年增長率為20％，而且其中99％的企業仍然是家族企業和中小企業。事實似乎在提醒著人們，客觀公平地看待和理解家庭和家族企業，才能找到浙江經濟騰飛的關鍵，因為家庭和家族企業正是浙江經濟模式成功的秘訣之一。
在浙江，家庭和家族企業何以會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換句話說，家庭和家族企業的旺盛生命力體現在哪裏呢？家庭和家族企業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這個靈活性其實是浙江經濟發展的看家戲或根本點。
在江浙地區，民間有一句評價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差別的話：“蘇南每鎮有一兩個能人，溫州個個是能人。”這是因為溫州商人的起家靠的多是家庭成員，家家如此，戶戶這般，可以說是一場社會總動員。所以有人談到早年溫州經濟啟動的情景曾說：“溫州人一旦看到有什麼生意可賺，第二天就弄台機器先幹起來。機器可以放在家裏或朋友的倉庫，行了，再蓋廠房，大了才請管理人員。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論證不下來。”
不僅如此，正因為“船小好調頭”，一旦市場驗證需要上規模、大發展，家族創業者有著極其快捷的反應機製，他們往往不惜以簡陋換得速度。浙江人有10萬元，絕不會像內地人隻用5萬，留5萬備急，他不僅會把10萬全投進去，而且還會借款，以便在市場上全力打造競爭優勢。”大量事實表明，浙江人不怕失敗，他們在失敗後甚至不惜重操舊業去彈棉花，重頭再來，為的是東山再起。
由於家族關係中相互信任因素的存在，家庭和家族企業的決策非常快，承擔風險的能力很強。他們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鏍絲大王”劉大源原先是賣煤油燈的，他發現煤油燈當中的鉚釘利潤更高，於是就專門做起了鉚釘生意。蒼南縣許多家庭和家族企業一開始做的是學校飯菜票證印刷，後來發現做校徽利潤更高，於是一做而不可收，最終把蒼南縣金鄉鎮做成了“徽章之鄉”。
由於經濟利益直接關係到每一個家庭成員的收入，家庭和家族企業成員比其他任何企業的成員具有更高的責任心；同時由於企業小，利潤體現更為具體、更為直接，家庭和家族企業的成員也能夠更為嚴格地把握企業生產運行中的每個環節，努力使其生產出更大的利潤值。正緣於此，浙江老板大多從事第一線生產，這方麵的例子俯拾皆是：東阿外大酒店的老板每天淩晨兩點便起床買菜；紅泥飯店的老板能精確地說出1斤青菜加工後還剩幾兩；還有不少老板以打工仔身份到深圳的台資企業學成本控製。他們之所以不肯放棄一線參與，也許正是因為害怕自己對企業和行業利潤失去親身感受。這當然也是高度的事業心的體現。
在浙江經濟發展初期，完全由眼前利益決定的家庭和家族企業生產方式在布局上可能顯得混亂了一些，但最終卻使浙江商人篩選出最具優勢的產業形式。創業初期的浙江家庭企業平均每投入1元產出就可達10元，這種完全由市場利潤牽引的家庭工廠為浙江經濟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家族企業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選擇一個產品都先在本地試銷，有前景再做大，這也使許多家族企業選擇了以日用品為主的原因，如以各種小商品生產項目為先導，並使其價格最接近國內城鎮與農村所能承受的心理價位。這是浙江家庭和家族企業所產小商品帶來大事業的始因。
一般來說，家庭企業的確不容易擴大，這是因為相同規模的家族企業一旦發現一個利潤行業，往往會一哄而上，產生過度競爭現象。然而這裏還有另外一麵，正是這種一哄而上的陣勢，形成了家庭和家族企業不可替代的競爭力。比如，溫州防風打火機剛有規模時，大家見歐美的中間商找上門來，生產打火機可以走向世界，於是認為有利可圖，因而在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不到一年的時間，成品廠就從500家猛增到3000家，競爭十分激烈。各廠家壓縮成本，紛紛推出新品。但在兩年之後，2500家又倒閉到500家，但經過這一哄而上，剩下的500家全是經過激烈競爭的大篩選證明的生產高手，致使原行業老大的日本80％的打火機生產企業倒閉，從而占據全國80％、國外99％的市場。1998年，樂清縣柳市鎮也爆發了這種競爭，近千家低壓電器企業大打價格戰，70％在虧損線下，300家企業倒閉。但這種競爭形成了小商品生產在全球都無可替代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