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炒股，其中多數都是將股市作為一種社交或休閑的場所，隻有少數人由於各種原因而將股市作為致富的途徑。在經濟條件不錯的浙江家庭中，丈夫忙於事業，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平常無事，就將股市當作社交休閑的場所——她們並不在乎賺到多少錢，“套牢”了也並不害怕，每天到股市裏泡上4個小時，對她們幾乎可以說是恰到好處——溫州是個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浙江人生性愛自己創業做老板，這使得很多人隻有同行而少有同事的觀念，而人恰恰又是社會化的，需要交往——而股市正好就是一個適宜於交往的場所。這裏的炒股人多是從事各種行業的家庭中的成員，往往會把各種行業信息帶到股市中來，有意無意間使這裏成為信息發布的“中心”或“次中心”，這些炒股人時常會將從這裏聽到的各種信息帶回家去，告訴創業的丈夫作為參考。此外，一起炒股也為彼此間的聯誼提供了條件，這些彼此結識、熟知的炒股人之間的友情沒準什麼時候便對生意大有幫助。有鑒於此，即便是在股市行情清淡的日子裏，一些證券公司的中戶、大戶室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群婦女在打牌，好像她們每天聚集在一起就是為了休閑消遣，有的甚至在一旁打著毛衣，殊不知這種交往便是一種溝通情感的方式，有意無意間還可以得到一些寶貴的信息。
浙江新生代的農民企業家們，非常清楚這樣的道理：在有著儒教文化深層背景的國度裏，不懂得政治，就難以成為一流的中國企業家；不懂得政治，就意味著危機四伏。所以在浙江，一代體現新生商業經濟力量的企業家通過自己的經營實踐，交織出一幅體現新型企業家風範。浙江企業家紛紛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至於從縣、市、省到全國及至國際性協會或委員會的會長、執委、理事等等民間團體的桂冠，更是難以列舉。
在鄭元忠、陳敏、吳邦東形成了莊吉集團領導核心的“鐵三角”之後，莊吉集團不惜花大資金，支持原為溫州服裝商會副會長的陳敏參加會長的競選。會長、副會長之間僅有半格之差，但整個莊吉集團以及陳敏本人卻看得很重。他們所看重的正是這一職務有著動員和整合社會資源的更大的感召力，也有著更廣泛的代表性和更權威的發言權。
浙江商人是善於利用政府資源和社會輿論的大師級的商人，魯冠球、宗慶後兩人更是非常善於整合政府和社會資源的大師。兩人各有讓商界人士讚歎的高招。魯冠球通過新聞媒體的大力宣傳，似乎早已經成為中國鄉鎮企業“第一人”，在那個經濟體製改革還受到各種不定因素製約的年代，這個“第一人”的名聲可以幫助他做好多事情。
宗慶後把一個校辦廠辦成今日的“中國水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對國家關於支持中西部建設的政策信息的正確判斷，他覺得這是娃哈哈發展的大機遇，於是果斷西進，在四川廣元等地辦了三個純淨水廠，由於充分利用了國家和中西部當地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所以投資成本極低。
浙江的企業家之所以熱衷於參與政治或其他社會活動，其目的首先是為了更好地發展自己的企業。經濟聯通著政治，政治影響著經濟，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因為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經濟政策規定範圍內進行的，受著國家政策的影響和製約。浙江人多半都懂得，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政治環境的好壞，直接決定著經濟的發展狀況。參政議政，一方麵能準確地把握政治東風，及時調整企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另一方麵，參政議政也使國家的政策法規不斷完善，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
浙江許多的民營企業家一開始就有著與政府部門密切合作、接受政策指導的交緣。浙江這片熱土可謂是商海橫流、英才輩出。浙江之所以獲得了這麼大的發展，與浙江人和政治相“親和”的傳統不無關係。
正泰集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正泰集團早年的崛起，本身就得益於政府部門對其項目上的支持，將出口生產的任務交給它。而它的總裁南存輝也在社會活動中頻繁出鏡、廣為人知。南存輝之所以具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不僅在於他是國內最大的低壓電器製造商和正泰集團的掌舵人，而且他還是全國九屆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在於他積極投身社會政治生活。
南存輝組織“炮擊”魏京生的故事，成為他維護國家聲譽、自覺扞衛國家利益的一次傑出表現，贏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賞。
1997年，當時南存輝到美國加州北部的“矽穀”籌劃創建科研開發機構，到達美國西海岸之後，他聽說了流亡美國的魏京生、吳弘達發表公開言論，支持美國洛杉磯地區國會議員羅克馬克的“57號提案”的消息。“57號提案”是關於取消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的提案，羅克馬克即將到華盛頓將其提交國會表決。魏、吳等人證明說，中國政府過去一向限製和歧視私營企業，而且從不尊重在華投資的外國廠商，而隻保護政府所屬的國營企業。作為一個改革開放後成長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家和人大代表，南存輝覺得魏、吳所謂的“證明”是對中國政府的誣蔑，同時也覺得自己有責任反駁這種誣蔑，為關心和愛護自己成長的黨和國家政府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因而為他聽說這一消息後，當晚就給羅克馬克發出電子郵件，說明真相，希望糾正這位議員先生所抱持的偏見。次日他又在旅美同鄉會支持下，在洛杉磯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此次記者招待會上，南存輝拿出國內出版的《中華工商時報》慷慨陳詞——按照這家報紙的統計，正泰集團在國內民營企業中名列第8位，上年產值20億元人民幣，約合3億美元。——南存輝據此指出：假如中國民營企業一直受到歧視和限製，像魏、吳二人所說的那樣享受不到貸款、技術及項目開發等方麵的平等待遇的話，正泰集團何以能在短短十數年的時間內，由一個幾萬元起家的小廠發展到現有規模？他舉例說，溫州私營經濟占當地經濟總量的95％，假如沒有國家政策的支持，豈能有私營企業的今天？他同時列舉了國家給予民營企業在貸款、技術及項目開發等方麵的種種支持，強調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不僅享受著同樣的稅收政策，而且民營企業在某些方麵所獲得的優惠政策比國有企業還多，並且受到法律保護。南存輝最後激動地說：“如果美國朋友不相信，可以親自到中國去看看。假如有必要，我還可以到美國國會去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