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法西斯德國敗局已定，美、蘇、英各國軍隊在多條戰線上取得重大戰果。為了研究如何處理戰後一係列遺留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戰敗國德國，蘇、美、英三國領袖決定再次舉行最高首腦會晤。
最高首腦會晤時間、地點和會議程序的選擇與確定，曆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身體狀況已嚴重不佳；因此羅斯福提出，會晤是不是可以訂在1945年春天，這時天氣已暖，他的身體可以吃得消。
老謀深算的斯大林早已了解到羅斯福的病情，他知道，一個疲憊不堪、精力不濟的首腦在談判中是不會保持堅強的意誌和耐力的，是無法與一個體魄強健的對手較量的。在羅斯福這種身體狀態下，他很容易感到厭倦、焦躁、虛弱，從而輕易地向對手讓步。於是斯大林電告羅斯福：由於形勢發展急速，一係列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因此最高首腦會晤不能拖延，最遲應該在1945年的2月內舉行。
無可奈何之下，羅斯福隻好同意這個日期。他又提出，因為健康原因他隻能坐船去開會，這樣旅途要花很長的時間，所以他希望會談地點不要選得太遠。另外，最好開會的地點和氣候能溫暖一些，對身體有利。
斯大林則拒絕去任何蘇聯控製以外的地方，而堅持會議必須在黑海地區舉行。並且具體提出在黑海邊上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小城鎮舉行。這樣，斯大林可以逸待勞，並可隨時與莫斯科保持聯係。
羅斯福再沒辦法討價還價，他隻好拖著病軀，硬著頭皮，前往冰天雪地的雅爾塔。當羅斯福經過十幾天艱辛跋涉到達雅爾塔的時候，人們發現這位總統麵色憔悴，幾乎精疲力竭。
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到達雅爾塔後，無休無止的會晤、談判開始了。日程安排得極為緊張，首腦會談多達二十次。每次羅斯福都得參加。另外還有大量的宴會、酒會、晚會。這一切使羅斯福疲憊不堪。在談判中，羅斯福強自打起精神，與斯大林討價還價，但終因體力不支，注意力分散，爭辯不過斯大林，最後不得不草草結束會談，按斯大林的意思簽訂了協議。
羅斯福回到美國後幾周，就逝世了。美國人強烈批評羅斯福與斯大林簽訂的《雅爾塔協定》，認為它對蘇聯做了大幅度的妥協，是對美國與西方利益的“背叛”。
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說過，政治的較量到了最後就是身體的較量、意誌的較量。優秀的政治家善於充分利用和強化對手在身體上、意誌上的劣勢，懂得等待時機，該出手時才出手，從而使自己在政治較量中較容易地擊敗對手。
該出手時才出手的另一個境界，則是該放手時且放手。同樣是一種審時度勢的大智慧。
明太祖洪武初年，嘉定縣有個人叫萬二，是元朝的遺民，他在郡內是數一數二的富豪。有人從京城回來，萬二問他京城有什麼見聞，那人回答：“皇帝最近作了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披被。”萬二歎道：“不好的兆頭已出現了。”他分析是皇帝對江南富豪擁有的財富有了擔心，有可能對江南的富戶采取行動，剝奪他們的家財。
萬二馬上安排出去避禍，他把家財委托幾個能幹的家人掌管，自己買了一艘巨船載妻子兒女泛水漫遊，到洞庭湖和湘江一帶去了。果然，明太祖對江南富豪采取了嚴厲的斂財政策，不到兩年，江南財主陸續破產，獨有萬二避禍在外，躲過一劫，後來家業興旺。
這種屈與不爭計，稱為“棄權”，常用於國際國內各種政治場合。在評比、選舉或決策製定等事件中，各路諸侯爭權奪利，都試圖以自己的意誌左右局勢；或者弱小，哪一方都得罪不起，或者雖然強大，但哪一路神仙也不敢得罪，便宣稱放棄參與表態的權利，在保留意見的同時，保留了其他許多東西，說不定還能坐收漁翁之利。
世間許多情形，是進是退，是留是走，難以說清。也許各位看客親身經曆後，可以審時度勢，做出選擇。
1964年，日本鬆下通信工業公司突然宣布不再做大型電子計算機。對這項決定的發表，大家都感到震驚。鬆下已花五年的時間去研究開發，投下十多億元的巨額研究費用，眼看著就要進入最後階段，卻突然全盤放棄。鬆下通信工業公司的經營也很順利，不可能會發生財政的困難，所以令人十分費解。
鬆下幸之助所以會這樣斷然地做決定，是有其考慮的。他認為當時公司用的大型電腦的市場競爭相當激烈，萬一不慎而有差錯，將對鬆下通信工業公司產生不利影響，到那時再撤退，就為時已晚了；不如趁著現在一切都尚有可為時撤退，才是最好的時機。
事實上，像西門子、RCA這種世界性的公司，都陸續從大型電腦的生產領域撤退，廣大的美國市場幾乎全被IBM獨占。像這樣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公司獨占市場就綽綽有餘了，更何況在日本這樣一個小市場呢？
富士通、日立電器等七個公司都急著搶灘，他們也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金，等於賭下了整個公司的命運。在這場競爭中，鬆下也許會生存下來，也許就此消退。鬆下衡量得失後，終於決定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