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創造性往往是對舊的模式和規則的一種否定或揚棄，對許多尚在繈褓中的新創意、新思想來說，它們往往是與原來的所謂邏輯規則不相容，甚至是絕然相反的。如以其“不符合邏輯”來加以否定，對那些剛剛萌芽的創造幼苗來說，無疑是一道剝奪其生存權利的死刑判決書。因此，這“不符合邏輯”往往成為創造發明者更加難以超越的一種創造障礙。
以孟德爾的遭遇為例。孟德爾經過長期的潛心研究，又是假設，又是推理，又是實驗證明，終於得出了“孟德爾第一定律”和“孟德爾第二定律”。
時間就這樣悄然流逝了8年之久，孟德爾此時覺得應該向世人公布他的發現了。1865年，他向本地科研組織“布爾諾自然科學研究學會”的成員宣讀了論文。結果人們認為他的結論顯然不合邏輯而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此提問或加以評論。這些人無法明白生物和數學怎麼可以扯到一塊？同時也弄不懂這位修道士浪費了8年時間究竟都在做些啥？第二年，孟德爾的論文按慣例登在了學會的學報上，並隨著學報被送往歐洲一百多個大學和圖書館。但是有誰會去注意一個地方組織的學報呢？孟德爾自己是知道這個發現的重要性的，他在收到論文的單行本（共40份）後，就分寄給世界各地著名的植物學家，試圖引起科學界的注意。但是有哪一個植物學家會去理睬一位業餘研究者的成果呢？在絕望中孟德爾給當時最著名的植物學家拿戈裏（Karl von Nageli） 寫了許多封信，希望能夠引起這位大植物學家的重視。過了很久，他終於收到了拿戈裏的回信。拿戈裏告訴孟德爾，他的實驗還僅僅是個開端，不能輕易得出結論。他建議孟德爾改用山柳菊（拿戈裏喜用的研究材料）重複這些實驗。在敷衍了事地回了這封信後，拿戈裏就把孟德爾置之腦後。差不多20年後，他出了一本有關植物遺傳的大部頭學術著作，總結了他所知道的有關植物遺傳的所有實驗，唯獨沒有一個字提到孟德爾。
可憐的孟德爾卻認真對待拿戈裏的建議。然而這是一個糟得不能再糟的建議。山柳菊完全不適合於做雜交實驗。它與豌豆不同，不具有明顯的可追蹤的性狀，存在著無數的變異。它有時候行有性繁殖，有時候則行無性繁殖（當時無人知道這一點）。而且，它的花非常小，如果想要去掉雄蕊避免自花傳粉，極其容易使整朵花受到損傷，或者雄蕊的花粉會不可避免地掉到了雌蕊上。孟德爾花了幾年時間用於研究山柳菊，一無所獲，不得不放棄了。
3年後（1868年），孟德爾被選為修道院院長，從此他把精力逐漸轉移到修道院工作上，最終完全放棄了科學研究。這一年他才48歲，當修道院院長顯得還太年輕了。在當時，修道院院長死後，政府就會派人來查賬並課以重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修道院傾向於選舉較年輕的修道士當院長。1874年，奧地利政府頒布了一項嚴苛的稅法。孟德爾認為新稅法不公平，拒絕交稅，花了大筆的錢與政府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其它修道院的院長紛紛被政府收買，屈服了，隻有孟德爾堅拒政府的威脅利誘，決心抵抗到底。結果可想而知。法庭判決孟德爾敗訴，修道院的資金被沒收了。修道院的修道士們也背棄了孟德爾，向政府妥協。孟德爾的身心完全垮了，在孤獨地對抗政府10年之後，於1884年去世。如此一個靠自學進行科研，獲得重大發現的科學家，就這樣在“不合邏輯”的觀念下喪失了進一步的研究，死在了與他的科學研究根本不沾邊的理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