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時珍在中外醫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不僅對醫學、藥學，而且對文學也深有研究。
對普通人而言，擁有達·芬奇的知識結構有沒有現實意義。比爾·蓋茨的文學知識未必專深，音樂知識也僅限於能聽懂爵士樂，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世界首富。可見，一個在現代生活的人終其一生，如果能在一個門類裏，在二三個學科有重大建樹，那麼就是大師、巨星了。現代是隻出行業巨星和專業大師的時代。
一個人獲取知識的渠道越多，他的知識涵蓋麵就會越廣。但是，個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將所有的知識和技能集於一身，那樣的人即使在神話世界裏也不可能出現。有才能的人必定是在某一方麵有專長的人，麵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財富，他知道選取自己最有用的東西，以武裝自己，找到適合於自己做的事業並獲得一定的成就，是幸福的關鍵。現在學校教育遭受抨擊最大的一點就是：他們把所有可能的知識都塞給學生，而不注重按學生特點為他們建立合適的知識結構。
天下最可悲的事，莫過於一個人不能發現自己一生所要從事的真正事業，或者發現自己隨波逐流或為環境所迫，從事不合誌趣的職業。這一切，都源於他們沒有在學校學習期間按自己的特長來發展自己，攝取知識。所以，學習的前提是先為自己規劃合理的知識結構。
福爾摩斯雖然是個假想人物，但他的知識結構卻是柯南道爾為19世紀偵探家精心設計的。這樣一個知識結構，如果憑空擺在那裏，就會使人感到不倫不類，但如果同某一特定的職業（偵探）聯係起來，就會使人感到這是一個偵探家的最佳知識結構。
在這個知識結構中，偵探所需要的專業基礎知識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正是這樣一個知識結構，使得福爾摩斯創造性地偵破了許多案件。
但同樣是這個知識結構，如果換一個職業的話，不僅不是最佳的，而且根本不能勝任工作。所以，穩固精深的專業知識必須要圍繞著一個中心建立。形成一個寶塔形的結構，既有平麵，又有立體。
中國著名科學家茅以升說：“專業是分工的結果，分工越細，專業越精，專精是需要的。專精不能孤立，專業越精，發生關係的方麵也越多。如同建寶塔，塔越高，則塔的基礎愈擴大。專精需要廣博的知識。”
博采眾長是成大事者的資本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取長補短、中西合璧的方式，可以在建樹合理知識結構的過程中，使自己盡可能地縮短在黑暗中摸索的時間，為早日實現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特別讚賞和偏愛愛因斯坦、費米與狄拉克三位物理大師的研究風格。在芝加哥大學直接接觸費米之後，進一步深化了他在西南聯大時對費米所做的判斷。
到達美國之後，楊振寧從費米、泰勒等導師處又學到了另一種學習、研究方法，這就是歸納法，就是從物理現象引導出數學表示的方法。
楊振寧進而發現，費米以至整個美國的科學、教育界，從總體上來說，教學與研究的方法與中國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是讓學生啃大量的書本，做大量的習題，學生學習很刻苦，基礎打得比較紮實。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按部就班的方法，其內涵注重的是一種演繹的方法，從物理學來說，是從數學推演到物理的方法。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取長補短、中西合璧的方式，可以在建樹合理知識結構的過程中，使自己盡可能地縮短在黑暗中摸索的時間，為早日實現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後來，楊振寧多次談到，他很幸運地掌握了中國傳統的學習、研究方法，又掌握了與中國傳統完全不一樣的西方學習、研究的方法，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知識結構。在治學生涯中，楊振寧巧妙地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成為他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關的殺手鐧。
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一位重要人物——胡適，既無詩才，又寫不出魯迅《狂人日記》那樣的小說，雖寫過一部《終身大事》的劇本，但藝術水準極低。他初到北大任教時，常為那些學問高於自己的學生而提心吊膽。
但是，胡適的長處在於對各個具體領域都知之不深，而思路開闊，敢於創新，能適應變革時代的需要，去開辟新的領域，或者在舊的領域拓出一條新路，呈現一種新風貌。他對中國不同時代的專家了解甚少，但惟有他第一次寫出了《白話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大綱》；他的考據功夫決然達不到前輩的水平，但惟有他第一個知道怎樣用考據這門工具去解決他自己從新的角度提出的新問題；他沒有文學天賦，卻是他第一個從歐洲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參悟到白話代替文言的必然性，成為一代文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