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成長理論的流派與演化
1.古典經濟學的企業成長理論
（1）古典經濟學理論。古典經濟學主要用分工的規模經濟利益來解釋企業成長問題。斯密（1776）通過製針工廠的例子說明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效應及其原因，即企業作為一種分工組織，其存在的理由就是為了獲取規模經濟的利益，分工使更高的產量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因此單個企業的成長與分工的程度正相關，同時隨著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業會不斷形成，因此一國經濟中產業和企業的數量也與分工的程度正相關。盡管斯密沒有區別社會分工（一般分工）和企業分工（特殊分工），但從他的分工理論中仍然可以同時解釋國民經濟中企業數量的增加和單個企業規模的擴大這兩個範圍的企業成長。
馬歇爾在堅持規模經濟決定企業成長這個古典觀點的同時，試圖把它與穩定的競爭均衡條件相協調。但當馬歇爾試圖綜合穩定的競爭均衡條件與古典的企業成長理論時，這兩者之間的理論矛盾就無法回避了。於是，他通過引入外部經濟、企業家生命有限性和居於壟斷的企業避免競爭的困難性這三個因素，把穩定的競爭均衡條件與古典的企業成長理論協調起來。馬歇爾認為，由於企業規模的擴大會導致靈活性的下降，企業的負麵效應最終會超過正麵效應，使企業失去成長勢頭，更重要的是隨著企業的成長，企業家的經曆和壽命均會對企業成長形成製約，而且新企業的核心企業家進入競爭會對原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形成挑戰，從而製約了行業壟斷結構的維持。
斯蒂格勒以企業的功能劃分為基礎，根據產業壽命周期分析了企業成長的一般規律，重新解釋了基於規模經濟利益的企業成長與穩定的競爭均衡條件相容的原因。在一個產業的形成初期，市場規模較小，這個階段的企業成長主要通過企業內部的分工來實現，企業大多是“全能”企業。隨著產業和市場的擴大，原有企業通過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實現規模的擴大，另外產業的社會分工擴大則導致企業數量的增加。從古典經濟學關於企業成長的解釋可以看出，其主流作用的觀點是規模經濟，但在對規模經濟的推崇中滲透著對企業成長中非規模因素的追求。
（2）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成長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成長論仍然是企業規模調整理論，企業成長的動力和原因就在於對規模經濟（以及範圍經濟）的追求。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隻是作為一個生產函數，作為一般均衡理論的一個組件，企業內部的複雜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業”概念排除了實際企業之間存在的各種差別，該理論中不存在獨立的企業成長理論。僅有的關於企業成長的思想是作為成本分析的一個附帶內容，即靜態的最優企業模型，在這種最優企業規模的分析中，企業成長部分地與調整機製鬆散聯係。新古典理論中的企業成長就是企業調整產量達到最優規模水平的過程，或者說是從非最優規模走向最優規模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是在利潤最大化目標既定、所有約束條件已知的情況下，根據最優化規則進行被動選擇，企業沒有任何主動性的餘地。
在新古典理論中企業成長的基本因素均是外生的，如果企業麵臨的成本或需求曲線變動了，企業就會擴大規模。成本變動的原因通常來自技術變革或要素價格的變化；需求變化則是由於收入變化或偏好變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均衡條件下，企業成長與利潤之間沒有預期的關係，隻是在短期會出現資源向利潤率高的企業或產業移動，這時形成企業成長與利潤之間的正向關係。如果在新古典企業成長理論中引入時間因素，則能夠建立一種動態均衡模型，這時企業解決的是跨時約束最大化問題，企業目標相應的是實現未來利潤流現值的最大化，這種情況下即使目前企業處於最優規模，如果未來預期的“最優”規模大於目前的最優規模，企業也會擴大產量，出現企業成長。
（3）後凱恩斯主義的企業成長論。後凱恩斯主義是當代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流派，但它是屬於少數派，在宏觀經濟問題的主要觀點和政策主張上既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不同，也與新凱恩斯主義有所區別。在微觀經濟問題上也獨具特色，它把企業目標定義為增長最大化，其價格理論也不是關注如何通過價格機製來確定企業產品的稀缺性，而是關注通過價格來保證企業的增長潛力。在企業成長方麵的貢獻是，在企業增長率最大化的目標假設下，構建一個把企業產量決策、投融資決策和定價決策融為一體的企業成長模型。
後凱恩斯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正統理論中的利潤最大化假設由於企業麵臨的市場環境和企業組織結構方麵的特征而不具有現實性。現實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使利潤最大化假設失去了基本前提。另外，現代經濟中企業的典型形式是所有權與控製權分離的公司製形式，由於經理集團在現代公司中居於支配地位，因此企業增長率的最大化而不是股東的利潤最大化目標成為企業的目標。
（4）新製度經濟學的企業成長論。新製度經濟學發端於對企業性質的研究，其中的交易費用理論側重於探討企業與市場的關係，試圖把握企業的性質以及企業的邊界：委托—代理理論則側重於探討企業的內部結構及其代理關係。新製度經濟學認為，企業成長通常既表現為經營規模的擴大，也表現為企業功能的擴展，即企業把一些以前通過市場進行的交易活動納入企業內部進行，這意味著企業邊界的擴大，因此從新製度經濟學來看，企業成長就是企業邊界擴大的過程，分析企業成長因素也就是探討決定企業邊界的因素，企業成長的動因在於節約市場交易費用。企業的邊界可以分為縱向邊界、橫向邊界、多樣化經營邊界，新製度經濟學的企業成長論主要分析縱向邊界的擴展。
科斯認為，由於市場交易存在諸如簽約、監督履約和追索違約等相關的交易費用，這種情況下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並允許由企業家權威來支配資源，就可以節約上述利用市場機製的交易費用，因此，企業組織是市場機製的替代物，市場交易費用與組織協調管理費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確定了組織的邊界，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的考慮是企業成長的動力。但是，一般而言，市場交易費用是與市場的發達程度呈反向關係的，即市場發達程度越高，交易費用越低，反之亦然。按科斯的理論預測，市場發達程度越高，則企業成長的動力越低。這與現實明顯不符，因為現實中通常是市場發達程度與企業成長呈正相關關係。
為此，楊小凱和黃有光認為，應該考慮經濟主體的交易效率因素，即市場發達程度的提高，擴大了市場交易範圍，一方麵增加了交易費用，另一方麵也提高了交易效率，並且後者更為重要，隻要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於交易費用，市場的發達與企業的成長就可以齊頭並進。顯然，楊小凱等的觀點反映出了結構複雜性中的信息效率問題。威廉姆森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效率三個維度定義了交易費用，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企業邊界確定的原則，同時還從企業核心技術角度提出了企業“有效邊界”的概念。企業是一種連續生產過程的縱向一體化實體，這個連續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之間如果通過市場交易關係相聯係，就需要簽訂一係列的合約，而由於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簽訂的合約不可能是完全合約，這就給經濟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條件，這樣就會導致專用性資產事前投資不足的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企業會通過前向或後向的一體化，把原來屬於市場交易的某些階段納入企業內部，在這種情況下的企業成長就表現為企業縱向邊界的擴展。
格羅斯曼和哈特通過強調資產所有權的重要性，進一步明確了企業縱向一體化的含義，認為縱向一體化的水平取決於一方或另一方當事人控製專用性資產的程度，並且提出了物質資產專用性和人力資產專用性對於縱向一體化具有不同的意義。
2.現代企業理論的企業成長論
（1）彭羅斯的資源決定論。彭羅斯（E。Penrose，1959）是企業內生（Inherent）成長的先驅，她主張從企業內部來尋找推動或限製企業成長的因素，與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理論對於企業成長的觀點有很大區別。在研究中始終以單個企業為對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論”來分析企業成長這一過程，探究了決定企業成長的因素和企業成長的機製，建立了一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
彭羅斯把企業定義為一個依據一個管理框架結合在一起的資源聚合體，認為企業的現有資源是企業擴張的基礎和誘因。無論是企業多元化經營的發展程度，還是企業進入領域的數目以及行業的跨度要受到企業資源及原有獨特專長的約束。企業的現有資源給定了企業成長的上限，並確定了其擴張速度的極限。規模隻是成長的副產品，沒有最優規模或者一定能夠贏利的規模。
彭羅斯之所以認為企業成長的誘因主要來自於企業內部，主要在於企業存在剩餘生產性服務、資源和特別的知識。企業要想更完全、更充分地利用現有資源，就要擴大生產規模或者進行多元化經營，這兩者都將導致企業成長，並因此獲得“成長經濟”。顯然，如果企業能通過擴張尋求到一種比當前獲利更高的方式來使用企業資源，企業就有了擴張的動力。由於資源的不可分性、資源的功效多重性及資源的不斷創新性導致企業內部資源的利用存在著永不平衡性，總是存在未利用的剩餘資源，因而企業永遠存在成長動力。
對於企業資源、企業能力和企業成長間的關係，彭羅斯認為，企業擁有的資源狀況是決定企業能力的基礎，而企業能力則決定了企業成長的速度、方式和極限。企業能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因為管理能力決定了企業所有其他資源所能提供的生產性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最終製約企業成長率，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彭羅斯效應”。管理資源不可能通過市場交易獲得，而是來源於企業中人力資源的知識擁有量、組織學習和知識的積累以及團隊作業的經驗積累。“曆史最重要”是其最重要的觀點，認為企業成長的本質是一個基於綜合知識積累性增長的演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