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的考試時間是十二月五日，星期六。還有個把月的時間做準備，時間還算充足。這一次，我不再去圖書館借任何關於教師資格考試的複習資料。我相信西雅圖所說的，這些官方的複習資料，全都是在誤導，不但浪費你的時間而且還使你誤入歧途。操正步走正道不如赤著腳抄小道來得快捷而有效。
我把語法複習一遍後，就開始在網上胡亂地收集一些無聊加上幼稚並且使你下筆無言的作文題，按西雅圖所說的竅門寫一些文章。我主要是訓練自己寫垃圾句子的能力。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垃圾句子，並不是那些隻有小學生才寫得出來的天真又可愛的造句，而應該是一些足可以魚目混珠的看似漂亮的句子。有的時候，把垃圾藝術地堆起來，遠看也可能漂亮得像朵花。
考試的日子終於來到。和以往的幾次考試一樣，我總是看看周圍有沒有和我同命運的中國同胞，為在美國有一立足之地而和美國人一同競爭。無論我如何搜尋，看到的都是一個版本：熊貓版，除了白，就是黑，沒有別的顏色，白和黑的比例，相對來說，白的多很多。這多多少少給我增加一些負麵壓力。這種考試，對中國人來說，可能是太難了，也可能是沒有多少中國人願意當老師。到底是什麼原因，我無從考究。
數學和閱讀，我照樣交白卷，把全部時間用在作文上。這一次，似乎運氣真的來了，兩篇文章我都剛好寫滿紙。第一篇，隻剩下夠一個單詞的空格，就像久餓的乞丐搶吃剩飯一樣，吃得隻剩下一小點菜汁。第二篇，更是恰到好處，連一個空格都沒有剩下，連菜汁也喝光了。而且，最後總結綜合的一段，我自我感覺簡直就是專業作家的水平，畫龍點睛，精彩極了。我想，這回我該及格了吧。
十二月八日，我被錄用滿六個月，但考試成績要等兩到三個星期才能收到。一早，西雅圖從她的辦公室打電話給我，說人事部主任叫我馬上去人事部一趟。我說：“什麼事？很急嗎？”
“很急，人事部主任說得馬上過去。”她說。
“那我的學生怎麼辦？”我問。
“我叫羅伯特老師幫你照看著。”
“那好，我現在就去。”
西雅圖補充說：“如果人事部問你教師資格考試的情況，你知道該怎麼說吧？”
我想，今天我剛好期滿六個月，是不是人事部炒我魷魚呢？要不，西雅圖為什麼這樣問我？我馬上意識到西雅圖是在暗示我，要想辦法應付人事部的盤問。
我回答說：“我知道該怎麼說。”
她說：“那好，你去吧。”
人事部主任的名字叫岑芳珍（我給她的中文譯音），香港人，四十歲左右。很多在學生飯堂工作的台山大嬸阿姆怎麼也發不好她名字的英文發音，她們說，芳珍來芳珍去的，這麼難發音，幹脆叫她岑方安生算了，這和陳方安生差不多，都是香港人。於是，背地裏，所有的中國教職員工都把她稱為岑方安生。
這個岑方安生是個徹頭徹尾的老板的走狗，處處維護老板的利益，想方設法損害員工的利益。她見到上司總是點頭哈腰，見到每一個員工都板著臉，一副裝腔作勢的嘴臉，可恨極了。盡管她會說廣東話，即使沒有第三者在場，她也隻用英語和我們這些中國員工說話。通常，我們中國員工之間，如果沒有老外在場，總會用中文交流，隻有岑方安生例外。當然，她用英語跟我說話，我也用英語跟她奉陪到底。我想，我的英語流利程度並不比她差，如果吵起架來，說不定我比她還流利得多呢。我敢肯定，把我定為代課老師，她不是拍板者，也是個策劃者。對白人老師羅伯特，她就不敢欺負；對我這樣的中國老師，她就作威作福。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人要欺負中國人？也許她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異於中國人的香港人，有些香港人就是這個德性。
在十分鍾的路途中，我在想著怎樣應對岑方安生的盤問，不知不覺就來到了人事部。不出所料，是關於我的教師資格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