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義
宋代複雜的經濟、政治活動產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問題，使管理思想十分豐富且頗有創新性，對現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宋代封建商品經濟發達，為順應這一曆史潮流，宋代管理思想開始逐漸從單純的管製性工具向市場性工具轉變（當然這一轉變還是相當微弱，有時甚至還有反複），即采用政府協調性政策工具。如在茶鹽專賣方麵，有意識地引進市場機製和民營部門的管理方法與手段，逐步探討從直接全麵專賣到間接部分專賣。在酒坊、鹽井、官田等推行買撲承包製，通過投標競爭，壓縮政府管理成本，保證國家財政收入最大化，並促進市場的公平競爭和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勸課農桑、勸學興學等，發展社會經濟與文化；通過調處息訟，緩解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
宋朝先後與遼、西夏、金、蒙元發生戰爭，其內部在300餘年間爆發了較大規模的農民、士兵起義30餘起，小規模的農民、士兵起義數百起，加上自然災害頻繁，苛捐雜稅繁重，社會矛盾比較尖銳。對此，宋廷一方麵發揮政府的服務性政策工具，興建公共工程，保護生態環境，對城市進行治理等，為廣大民眾，尤其是其中的弱勢群體，免費或部分免費提供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另一方麵對受災民眾實施救助，解決他們的食宿困難，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並幫助他們盡快恢複生產。所有這些服務性政策工具，旨在緩和化解社會矛盾，使整個社會基本上處於平衡有序的運作態勢。另外，政府通過管製性的政策工具，對謀反、叛逆、殺人、賊盜、官吏貪贓等社會犯罪實施嚴厲的禁戒和鎮壓；為解決一直困擾宋廷的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政府對戶口與土地實行管製，對茶、鹽、酒實行專賣，壟斷貨幣製造與發行，通過開源節流與集中財權等，最大限度地增加財政收入。
宋代重視對各級官吏的選任、監察與考核，借此確保政府協調、服務與管製性政策工具的貫徹與實施。
當前，世界管理學界十分重視對東方管理思想的研究，但有關宋代管理思想的探討則相當薄弱。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十分豐富，並對現實具有一定的曆史借鑒意義。我們之所以選擇宋代進行較全麵深入的研究，主要是因為宋代在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特殊地位尤其具有研究價值。因此本書擬在盡可能“竭澤而漁”搜集資料的基礎上，以現代政府治理理論為指導，探索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對其進行斷代分專題、全麵係統深入的研究，從而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府治理理論和治理製度提供曆史借鑒，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軟實力，讓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走向世界。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從政策工具的視角來探討宋代管理思想的專門論著，筆者至今尚未見到。但是，一些已出版或發表的論著，卻不同程度地涉及這方麵的問題。就整體上說，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一些經濟思想史、管理思想史的論著，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國內如胡寄窗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趙靖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蘇東水的《東方管理》、何煉成的《中國經濟管理思想史》、葉世昌的《中國古代經濟管理思想》、滕顯間的《中國曆代經濟管理反思》、何奇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侯家駒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葉坦的《富國富民論——立足於宋代的考察》以及數種論文集和資料選輯等；國外如日本桑田幸三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論》、上野直明的《中國經濟思想史》等。這些論著在論述宋代財政、稅收、貨幣等管理思想中，涉及宋代財政、稅收治理和政府管製等問題。
另一種是一些研究宋代斷代專題史的論著，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國內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汪聖鐸的《兩宋財政史》和《兩宋貨幣史》、郭東旭的《宋代法製研究》、李曉的《宋代工商業經濟與政府幹預研究》、張文的《宋代社會救濟研究》；國外如曾我部靜雄的《宋代財政史》、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等。這些論著在論述宋代財政、工商業經濟、社會救助製度中也涉及宋代財政稅收治理、政府管製、特許經營與契約、公共投資等政府治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