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宋廷又給太學生以優厚的經濟和政治待遇。從經濟上看，熙寧五年（1072年），朝廷規定，外舍生每月發津貼850文，內舍生和上舍生每月發津貼1090文《長編》卷237.；元豐三年（1080年），外、內、上舍生均增至1100文《長編》卷303.；崇寧三年（1104年），外舍生增至1240文，內舍、上舍生增至1300文《宋會要·職官》28之10.。在政治上，熙寧四年（1071年）推行三舍法時，朝廷就規定：“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聞奏，中書考察，取旨除官。”《宋會要·崇儒》1之31.元豐二年（1080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明確規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王應麟：《玉海》卷112《學校·元豐太學三舍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豐二年為1079年，但十二月十八日已為1080年。崇寧三年（1104年），廢除科舉中的州郡發解（鄉試）法和禮部試（省試）法，全麵實行“舍選”，即“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宋史》卷155《選舉一》。，於是，太學成為全國士庶子弟獲得參加殿試資格的主要途徑。南宋初年，國子學已不複獨立存在，與太學合二為一。
宋代的右文重儒政策，一方麵帶來了兩宋文化的繁榮，在理學、文學、史學等方麵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另一方麵也造就了一大批士大夫階層，並廣泛參與趙宋各級政權。這些士大夫有的終身從政，有的在一生中某一時期從政，其中的絕大部分人不管是在朝還是在野，都以天下為己任，通經術，明吏事，曉法律，重現實，疑經論政，批判現實，熟悉管理思想和實踐，著書撰文立說，總結自己的從政經驗，闡發政府治理思想與治國方略。如李覯、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朱熹、葉適、呂祖謙等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二、寬鬆的文化政策與管理思想
據《北狩見聞錄》載：“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承，未嚐易轍。”曹勳：《北狩見聞錄》，叢書集成本。與此相類似的記載又見於陸遊抄錄作者不詳的《秘史》：“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陶宗儀：《說郛》卷39上《避暑漫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有關太祖誓約的真偽以及對它的解讀，學界說法不一，茲不做詳細辨析。其中，與本書相關的兩點則比較一致：一是不誅殺大臣、士大夫和言事人；二是兩宋太祖之後諸位皇帝謹守誓約。揆諸史事，宋代曆朝皇帝的確比較優待知識分子，除非罪大惡極，一般不予誅殺；對上書言事、犯顏直諫之人一般都較寬容，更不用說加罪處以極刑。如宋仁宗就以“仁恕”著稱。有人推薦四川學者龍昌期，說他有才學，仁宗就委以官職。後來又有人指出龍昌期有異端理論，仁宗就免去他的官職，而對他的異端理論不予追究。又如年輕氣盛的蘇轍曾公開指責他好色，迷戀後宮妃嬪，但是仁宗並沒有因此懷恨在心，加罪蘇轍，仍任他為諫官。正由於宋仁宗對臣下、士大夫的寬容，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富有政府治理思想、治國方略的名臣，如範仲淹、韓琦、富弼、包拯、蔡襄、蘇軾、蘇轍等。歐陽修等還敢公然對儒家經典提出疑問，掀起疑經的浪潮。宋神宗時期掀起熙寧變法，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甚至在神宗麵前唇槍舌劍，互相攻擊，但神宗基本上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即使司馬光因意見不被采納提出辭官，神宗仍一再挽留。熙寧變法的論戰，各種不同觀點不同思想的撞擊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管理思想和理論火花。南宋孝宗對各種學派也采取寬容的態度。他喜歡蘇軾的學說卻沒有因而排斥程頤的學說。呂祖謙、葉適、陸九淵、朱熹等學派的同時並存，說明了當時文化政策的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