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右文重儒與管理思想
宋朝建國後，宋太祖很快由一介武夫變為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藝文”吳曾：《能改齋漫錄》卷4《崇政殿說書》，叢書集成本。的稱譽。太宗更以“銳意文史”而見著於史冊，麵對“喪亂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於地”，“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購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程俱：《麟台故事校證》卷1《儲藏》，中華書局點校本，2000年版。。太宗即位後三個月，就舉行了第一次貢舉，“欲博求俊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這次貢舉，錄取名額較多，共得進士呂蒙正以下109人，諸科207人，並賜及第；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百184人，並賜出身；九經7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以上共計507人。朝廷對本科中式的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由中使典領，供帳甚盛，太宗還親自賦詩兩章為賀。第一、第二等進士並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赴任出發時，每人賜裝錢20萬。對這次貢舉，宰相薛居正等人認為“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但太宗“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長編》卷18.。“興文教，抑武事”，正是宋廷右文政策的具體腳注。
太宗時還特別注意從孤寒之家選拔人才。為了避免勢家“與孤寒競進”，朝廷於雍熙二年（985年）實行別試製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長編》卷26.這一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呂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許待問，舉進士第皆入等，但由於是勢家之子而被罷去。為孤寒之家開路，成為宋代科舉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則，為國家選拔才德兼備的人才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管理思想家範仲淹、李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都是出身孤寒之家的知識分子。正如明人徐有貞所指出的：“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廣之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範仲淹：《範文正集》補編卷4附明徐有貞撰《重建文正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代人才輩出，是管理思想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真宗即位後，“道遵先誌，肇振斯文”王欽若等：《冊府元龜·考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繼續把右文重儒作為宋廷的基本國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真宗撰《崇儒術論》中稱：“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曆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浸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文舉，儒術化成。”《長編》卷79.為促進地方州縣文化水平的提高，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許曲阜先聖廟立學，又賜應天府書院額，是為州縣置學之始。
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太學從國子學三館中分出，單獨建校，其入學資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⑤《宋史》卷157《選舉三》。。這使太學在宋代成為混雜士庶子弟的普通學校，是宋代學校製度的一個重大變化，擴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範圍。到神宗時期，太學生人數不斷增加，那些“遠方孤寒人士”和“四方士人”沒有資格進入國子學的，自然就進入太學學習。熙寧四年（1071年）十月，立太學三舍法。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生，不限人數；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生以100人為限，內舍生以200人為限；次年八月，又明確規定外舍生以700人為限。太學生總額達1000人。元豐二年（1079年），太學生總數達2400人，計外舍生2000人，內舍生300人，上舍生100人。到了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太學生總數高達3800人，計外舍生3000人，內舍生600人，上舍生200人⑤《宋史》卷157《選舉三》。。南宋時，國家處於戰亂之中，太學生人數雖然有所減少，但數量仍然較為可觀。如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時人林同指出“太學養士千餘人”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73，中華書局排印本，1956年版。，可見太學仍有學生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