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林木資源保護和利用的思想
（一）重視植樹護林
宋代，自開國君主宋太祖開始，曆朝皇帝都重視植樹造林，這種思想成為朝廷上下的主導思想。宋初，麵對戰後百業凋零的衰敗景象，宋太祖於建隆元年（960年）即位伊始就下詔令廣為植樹，並規定了植樹的品種、數量以及考核的方式。詔令稱：“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野無曠土者，議賞。”③《宋史》卷173《食貨上一》。按此規定：第一等戶必須種雜樹100棵，桑棗樹50棵，共計150棵。至第五等戶，也須植雜樹20棵，桑棗樹10棵，共計30棵。而且縣令佐要進行考核，能做到該種樹的地方都種上樹的，將給予獎賞。開寶五年（972年）正月，宋太祖又下詔重申：“應緣黃、汴、清、禦等河州縣，除準舊製種蓺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蓺者聽，其孤、寡、煢、獨者免。”《宋史》卷91《河渠一》。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也下詔：“令諸路州府各據本縣所管人戶，分為等第，依原定桑棗株數，依時栽種。如欲廣謀栽種者，亦聽。其無田土及孤老殘疾女戶無男丁力者，不在此限。如將來增添桑土，所納稅課並依原額，更不增加。”《宋會要·食貨》63之163.至道二年（996年）再次下詔：“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果。”《宋史》卷91《河渠一》。由此可見，宋太宗十分重視植樹造林，連續兩年下詔督促植樹，並給予增添桑土者不增稅的優惠。宋神宗時期，朝廷對於植樹更強調的是成活率，並以差減戶租作為獎勵。熙寧二年（1069年）規定：“民種桑柘毋得增賦……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④《宋史》卷173《食貨上一》。到了南宋，朝廷仍采取鼓勵植樹的規定，並提高了官吏和百姓的植樹棵數。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都省言：“淮民複業，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並論賞有差。”④《宋史》卷173《食貨上一》。
兩宋時期，人們還注意到蟲害對林木資源的破壞，探索以生物防治辦法來保護林木資源。據莊綽（字季裕）的《雞肋編》卷下記載：宋人曾使用了“買蟻除蛀養柑”的方法。當時，“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桔以圖利。常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這種利用生物界的生物鏈來防治蟲害，保護林木資源的思想，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保護林木資源方麵的高度智慧。
宋代統治者一方麵鼓勵督促百姓植樹；另一方麵又頒布許多法律，對林木進行保護，嚴禁私自砍伐林木，必須依法進行開采，禁火燒林等。
宋初規定：“毀伐樹木、稼穡者，準盜論。”《宋刑統》卷27《雜律》。毀伐樹木與盜取同罪，可見處罰是相當嚴厲的。宋徽宗政和時規定：“諸係官山林輒采伐者，杖八十。”《宋會要·方域》10之7.宋寧宗慶元年間仍規定：采伐“官山林”者，“杖八十，許人告”，給告者“錢三十貫”《慶元條法事類》卷80《采伐山林》。。
《慶元條法事類》卷80《采伐山林》規定：“諸因仇嫌毀伐人桑柘者，杖一百，積滿五尺，徒一年，一功徒一年半（於木身去地一尺，圍量積滿四十二尺為一功）。每功加一等，流罪配鄰州。雖毀伐而不至枯死者，減三等。”如即使是自家栽種的桑柘等，“非災傷及枯朽而輒毀伐者，杖六十”。
雖然上述法令條文禁止隨意砍伐林木，但現實生活中因建房造屋、造船、柴薪等需要，砍伐樹木又是必然存在的事實，隻是這些砍伐必須依照規定在法令許可的範圍內進行。其一，因建築需要砍伐樹木要事先申請，即“官司興造須采伐者報所屬”，經有關部門批準後才可砍伐《宋會要·方域》10之6~7.。其二，要按照規定的時間、地點進行采伐。如春夏是林木生長的季節，為保護其正常生長，法律規定“春夏不得伐木”《慶元條法事類》卷80《采伐山林》。。宋朝規定，軍隊伐木在二月十三日以前，如其後缺少薪柴，則必須申請，被批準後，才可在指定地點限量砍伐。如果擅自砍柴，則“當依軍法。將佐不鈴束，重置典憲”④《宋會要·刑法》2之109.。其三，南宋軍隊砍伐林木時需要有專門的“號”。紹興元年（1131年）規定，諸軍及三衙得旨可打柴，兵士需要持有長官所發給的“號”，而且另有專官監督。如果士兵沒有“號”，或砍伐墳地的林木，巡尉、鄉保可將其捕獲送樞密院聽候裁決，隨行官員也要受到一定的處罰④《宋會要·刑法》2之109.。其四，宋朝十分重視林地被采伐後要即時種植，“以時補足”《慶元條法事類》卷49《種植林木》。。因為采伐不可避免，重要的是采伐後的林地應及時再造，這樣才有源源不斷的林地供子孫後代采伐，而且不因采伐毀壞樹林而影響水土生態。
山林如因人們不慎或故意而引火焚燒，其損失是極其巨大的。對此，宋朝廷一般都予以嚴懲。宋初規定：“延燒林木者，流二千裏。”如果是在外失火而延燒到林木時，減一等論罪。為了保持土地的肥力，宋代農民每年冬季要燒田。政府規定燒田隻能在十月三十日以後到第二年二月一日之前，非時燒田是法律所禁止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曾重申火田之禁，下詔說：“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宋史》卷173《食貨上一》。按規定，除開荒墾田處在冬季可焚燒野草外，其他地方不得焚燒。即便是荒田，隻要其上有“桑棗”，也不能放火《宋刑統》卷27《失火》。。《宋刑統·雜律》載：“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南宋寧宗慶元年間規定：“諸因燒田野致延燒係官山林者，杖一百，許人告。其州縣官司及地分公人失覺察，杖六十。”⑨《慶元條法事類》卷80《失火》。而對“告獲故燒官山林者：不滿一畝，錢八貫；一畝，錢一十貫，每畝加二貫（五十貫止）”⑨《慶元條法事類》卷80《失火》。。
（二）植樹護林的目的
宋代朝廷之所以如此重視林木的種植與保護，主要是基於環境保護的目的，宋人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環境保護這個概念，但其行為已具有這方麵的思想意識。除此之外，宋人對林木的種植與保護還具有經濟和軍事上的目的等。
1.宋人對樹木能保持水土、防止洪澇的作用已經有了認識
如宋人魏峴認為：“四明水陸之勝，萬山深秀，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蔚然茂密，雖遇暴水湍激，沙土為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後來由於木材價高，人們競相砍伐，結果“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為之一空”，一旦下起大雨，“大水之時，既無林木少抑奔湍之勢，又無包纜以固沙土之積，致使浮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綿亙二三裏。兩岸積沙，侵占溪港，皆成陸地……由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溉……旱勢如焚，田苗將槁”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淘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以他提出應該“植櫸柳之屬，令其根盤錯據，歲久沙積，林木茂盛，其堤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防沙》。。
2.宋人懂得通過植樹壯堤防，防河決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即詔“沿黃、汴河州縣長吏，每歲首令地分兵種榆柳以壯堤防”《宋會要·方域》14之1.。宋太宗時，王嗣宗通判澶州，在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堤防”《宋史》卷287《王嗣宗傳》。。宋真宗時，謝德權在汴河“植樹數十萬以固岸”《宋史》卷309《謝德權傳》。；荊湖北路江陵府“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托”，知府袁樞調兵民“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宋史》卷389《袁樞傳》。。鹹平三年（1000年），真宗“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文禁”《宋史》卷91《河渠一》。。可見，早在宋真宗鹹平三年之前，宋朝就有禁伐堤岸樹的法令。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三月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宋史》卷93《河渠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還令沿海塘堰種植蘆葦，“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趁時栽種蘆葦，不準樵采”《宋史》卷97《河渠七》。。南宋時，結合圩田建設，圩岸“高廣堅致，瀕水種柳榆，足捍風濤，實為水利”閻鎮珩：《六典通考》卷64，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版。。總之，宋人認識到江河塘堰堤防上種植林木可以起到固定沙土，加固河堤，減緩洪澇災害發生的作用。
3.宋人種植行道樹，既可養護道路、蔭庇路人，又可增補官用木材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太常博士範應辰言：‘諸路多闕係官材木，望令馬遞鋪卒夾官道植榆柳，或隨地土所宜種雜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費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蔭及路人。’從之”《長編》卷87.。仁宗時，陶弼在廣西陽朔，“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裏，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郡縣悉效之”《宋史》卷334《陶弼傳》。。由此可見，道旁植樹的好處普遍被人們了解，因此其他郡縣才會紛紛效仿陶弼在陽朔道旁植樹。據《宋史·蔡襄傳》載，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時，福州行道樹“共栽植杉鬆等木三十三萬八千六百株，漸次長茂，已置籍拘管”。從“置籍拘管”可知，宋人對行道樹已登記成冊進行管理。
4.宋人通過植樹來美化環境
宋代皇親國戚和富商大賈往往憑借自己的地位或經濟實力大興土木，營造園苑，並植樹予以美化。據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載，洛陽就有名園19個，栽有牡丹、李、桃、杏、竹、菊、蓮等，園中繁花似錦，古木參天。此外，其他州縣的園林也都以栽植樹木作為園苑的主要景色。如河北路真定府之潭園，“園圍九裏，古木參天”呂頤浩：《忠穆集》卷8《燕魏雜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定州眾春園位處“郡城東北隅，瀦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韓琦：《安陽集》卷21《定州眾春園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而相州康樂園內，“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鬆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安陽集》卷21《相州新修園池記》。。宋代，釋道兩教盛行，僧侶、道士往往占山興寺，建院植樹。如宋真宗景德年間，廬山黃龍寺和尚大超，手種杉木萬株，皇帝賜名為“萬杉”。宋末詩人張孝祥為此吟詩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看浮圖。”
5.宋人充分認識到林木的經濟價值
宋人重視栽培經濟林木，首先最重要的是桑樹、棗樹。這是因為桑樹可以養蠶織絲布，棗樹則是北方最常見的果樹。宋太祖就曾多次表示“永念農桑之業，是為衣食之源”《宋會要·食貨》1之15.，故常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辟荒田者，止輸舊租”⑧《宋史》卷173《食貨上一》。。此後，宋代曆朝皇帝都注重“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⑧《宋史》卷173《食貨上一》。。各級地方官吏也教民農桑並舉，積極種樹，“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袁氏世範》卷3《桑木因時種植》。。據《慶元條法事類》卷5《考課》記載，宋代對地方官經濟政績的考核，第一項就是考核“勸農桑”，其內容要求官員填寫出“某官職姓名任內勸誘人戶栽植到下項：桑若幹、柘若幹、棗若幹”。
宋代隨著造紙、造船和建築行業的發展，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價格不斷上漲，刺激經濟林木的生產。當時，鬆、杉、柏、檜、漆、皂莢、椿等已為人們認識到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並被廣泛種植。如皖南歙州、徽州地區很適宜杉木的生長，“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為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範成大：《驂鸞錄》，四部叢刊本。。種椿木的經濟收益也很可觀，“三年一斫，種三十畝，一年斫十畝，三年一遍，歲收織百匹，永無盡期”韓鄂原：《四時纂要校釋》卷4，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浙江平原、丘陵地帶則廣種烏臼。徐光啟《農政全書》卷38說：“烏臼樹收子取油，甚為民利。他果實總佳，論濟人實用無勝此者。江浙人種者極多，樹大或收子二三石。”
果樹的種植到宋代也日益增多，成為農業中的一個獨立生產部門。我國南方的“桔園甚多”，形成了產桔的中心。如洞庭山一帶，“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裏……皆以樹桑梔甘柚為常產”《蘇學士文集》卷13《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地方共幾百裏，多種柑桔桑麻”莊綽：《雞肋編》卷中，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版。。如前所引，莊綽《雞肋編》卷下就提到：“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桔以圖利。”由此可見，人們把種柑桔作為生活的主要來源。宋代荔枝的種植也日益推廣。荔枝是果中珍品，盛產於南方、西南，“嶺南及巴中，今泉、禇、淳、嘉、蜀、渝、涪州、興化軍及二廣州軍皆有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23《荔枝》，四部叢刊本。。宋人十分重視荔枝的經濟價值，不僅販運國內各地，還遠銷海外。每年荔枝成熟之時，“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蔡襄：《荔枝譜》，百川學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