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茨進行過談話。與我的舅舅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談話我可以一點一點地回憶起來，但與貝托爾特·拜茨的談話確實經過一番努力才成行的。因為寫這樣一本書的想法完全來自於我，把這一點說清楚，對我來說很重要。貝托爾特·拜茨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個做法。直到他認識到他無法阻止這本書以後，他才肯與我進行交談。他強調，他本人沒有參與這本書的寫作，對描寫他的那一部分也不負責任。
盡管如此，我想借此機會向貝托爾特·拜茨表示感謝，感謝他最終還是同意與我談話。正因為他一開始拒絕了我的計劃，我才更加重視與他的談話。盡管我們的談話沒有總是在和諧的氣氛中進行，但我所經曆的確實非常引人入勝，就這一點我非常感謝他。在很多問題上我與“貝貝”觀點不同，家裏和公司裏都這樣稱呼他，毫無不敬之意。這一點我絲毫不想隱瞞。因此可以這麼說，這本書不僅有作者兼曆史學家的觀點，同時也打上了一個認為與之相關的人的烙印。
但這本書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這個原因本身也深藏著一段曆史：一部手稿的曆史。
七十年代末，貝托爾特·拜茨曾委托曆史學家高勒·曼，寫一本關於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生平的書。這就涉及到德國1907至1967年的這段曆史，從威廉二世皇帝到魏瑪共和國，從第三帝國到聯邦德國，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經濟危機和兩次經濟繁榮時期，德國經濟的衰退和複蘇。這是一段值得回憶的曆史，高勒·曼本來想以一個經曆這段曆史的人為例來描寫德國的曆史，這個人就是阿爾弗裏德·克虜伯。
但這個手稿從來沒有發表過，其中原因我以後再做介紹。
因為我本人非常重視這個手稿，所以我非常感謝高勒·曼和貝托爾特·拜茨，允許我至少將手稿的一部分摘錄發表。我的感謝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至少高勒·曼的一部分文章可以完成其本來的目標，即發表，並最終讓克虜伯家族之外的讀者看到；另一方麵，在描述那段我沒有經曆過的曆史時，我總可以參考高勒·曼的作品，而且不用懷疑他的客觀性。而我自己從來不怕承認自己有偏見，除了高勒·曼手稿中所涉及的第三帝國的曆史。這是無法避免的，雖然我力求客觀和正確的判斷，特別是對貝托爾特·拜茨的看法，克虜伯家族後來與他很難相處。克虜伯這個名字，不僅在我心中，而且在那些與之間接相關的人心中，都能掀起感情波瀾。
這本書手稿剛一寫完，阿爾弗裏德·克虜伯和貝托爾特·拜茨這兩個名字就成了報刊雜誌的醒目標題，象原來一樣，或褒或貶。與此同時，人們又可以在同樣的報刊雜誌上讀到更多關於克虜伯的文章。但這一次，他們沒有出現在經濟專欄中，而是出現在副刊中，關於在威拉山莊舉辦的最新展覽“布拉格1600”。阿爾弗裏德·克虜伯和貝托爾特·
拜茨兩個名字總會是好的標題和好消息，這一點是不會很快發生變化的。
阿羅爾森，1988年7月戴安娜·瑪利亞·弗裏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