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良的話起了一個誤導作用，由於他的身份特殊，後人多信以為真，以為水心真的不滿四靈。宋人黃震就說：“餘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遙拜之為宗師，可歎也已！”黃震《讀水心文集·翁靈舒詩集序》，《黃氏日鈔》卷六十八。
第四節 潘檉與四靈
在我們的印象中，南宋永嘉詩人學習晚唐體是從潘檉開始的：“薑夔的朋友潘檉，更直截了當地以晚唐詩風與江西詩風對抗，開了“四靈”的先聲。”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83頁。 “永嘉學派與之立異，提倡唐律近體。先由潘檉開端，接著是四靈並駕齊驅，在葉適的鼓吹下而聲名大振。”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第449頁。程千帆先生還引了明人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和清人曆鶚等《宋詩紀事》中的相關資料為證。這兩條資料有些出入，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一、兩種說法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六之“趙師秀”條雲：
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誌，取足而已，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俾律呂相宣也。至潘檉出，始倡為唐詩，而趙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鍛月煉，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
厲鶚等人的《宋詩紀事》卷五十九之“潘檉”條說：
葉適為之序雲：“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者，皆本德久。”
我們發現，這兩段話其實有些不同：徐象梅明確地說是潘檉始倡唐詩；而《宋詩紀事》則較含糊，隻是引用葉適的話說“永嘉言詩者，皆本德久”，並未說明是“言唐詩者”，而“言詩者”與“言唐詩者”有著本質不同。
要解決這個疑問，當然最好是找到葉適原話了。但原文已遺佚，於是由葉適而下尋覓，在方嶽的《秋崖集》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段話：
潘君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羆，一第溷渠耳，顧乃鶡其冠為老閣門士，固有不遭如此。方嶽《潘君詩卷》，《秋崖集》卷三十八，四庫本。
方嶽與葉適同時而稍後，從理論上說他的記錄應較為可靠，因此葉適當確實說過“永嘉言詩皆本德久”這類話。稍稍後於方嶽的韋居安在其《梅澗詩話》中也有一記錄：“永嘉潘檉，字德久，號轉庵。水心先生序其詩集，言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文，得古人深處。”韋居安《梅澗詩話》，《曆代詩話續編》，第552頁。韋居安的話與方嶽之語完全吻合，後來《宋詩紀事》正是沿襲了這兩家的說法。
然而方回的記載有些不同，其《瀛奎律髓》說：
轉庵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竟謂永嘉四靈之徒凡言詩者，皆本德久。方回評潘檉《題釣台》，《瀛奎律髓彙評》，第146頁 。
與方嶽等人的記錄對比，方回這段話多了“永嘉四靈之徒”等字。也就是說，到方回這裏，“永嘉言詩者”變成了“永嘉四靈之徒”，有了確定的指稱，潘檉也就自然成“四靈之徒”的老師了。又因為四靈等人以言晚唐詩出名，晚唐詩在當時又可稱“唐詩”，於是潘檉便成了永嘉言唐詩的始祖。因此，明弘治《溫州府誌》就說：“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誌，取足而已，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俾律呂相宣也。至潘檉出，始倡為唐詩，而趙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鍛月煉，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 “趙師秀”條，弘治《溫州府誌》卷十，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續編，上海書店，1990年。 同卷“潘檉”條也雲：“生平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藉甚，人莫能儔。永嘉言唐詩，自檉始。”這是今見最早直接說潘檉首倡唐詩的說法。其後的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康熙《溫州府誌》、雍正《浙江通誌》，以及《四庫全書》（《兩宋名賢小集》之潘檉條）等均沿襲了弘治《溫州府誌》的說法，以為“潘檉始倡唐詩”。
於是，我們便能看到關於潘檉的兩種不同說法：一種是從方嶽到韋居安再到《宋詩紀事》的曆鶚等人，他們隻說“永嘉言詩，皆本德久”；另一種說法是從方回開始，到後來的弘治《溫州府誌》、《兩浙名賢錄》、康熙《溫州府誌》、雍正《浙江通誌》、《四庫全書》，再到現在的一些文學史，以為潘檉始倡唐詩，而四靈之徒則“繹尋遺緒”，步其後塵。這樣，問題的焦點便集中到了潘檉的詩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