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曾親選四靈詩為《四靈詩選》（是書已佚，其詳見許棐《跋四靈詩選》），這是個很有意味的舉動，至少可說明葉適很看重四靈詩。葉適卒於嘉定十六年（1223），此前徐照（1211年卒）、徐璣（1214年卒）、趙師秀（1220年卒）已相繼去世，葉適為徐照寫了墓誌，為徐璣作了墓誌及祭文。在祭文、墓誌裏，葉適高度評價四靈的詩歌創作，《徐道暉墓誌銘》說：“有詩數百，斫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栗，肯首吟歎不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人不能道爾。”除從詩歌風格和讀者接受的角度對徐照詩作褒揚外，葉適還就當時非議晚唐詩的說法進行了駁斥：“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應，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岑桔梗，時而為帝，無不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細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庭設九奏，廣袖大舞，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肯定了四靈的首創唐詩之功：“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複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葉適《徐道暉墓誌銘》，《葉適集》，第321頁。而在《徐文淵墓誌銘》中，葉適更讚歎說：“君每為餘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餘則俯仰終日，不知所雲。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葉適《徐文淵墓誌銘》，《葉適集》，第410頁。為抬高徐璣地位，不惜貶低自己，說徐璣是“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而自己則“俯仰終日，不知所雲”，提攜之情，令人感歎。
二、詩學觀念的契合
葉適身為一代巨儒，位高名顯，卻對四靈詩大加歎賞，甚至不惜屈己，實在有些奇怪。因而，葉適這樣做的原因，便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最早提到這個問題的是周密，《浩然齋雅談》說：
水心翁以抉雲漢、分天章之才，未嚐輕可一世，乃於四靈若自以為不及者，何耶？此即昌黎之於東野、六一之於宛陵也。惟其富贍雄偉，欲為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見之，若厭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覺契於心耳。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上，《浩然齋雅談·誌雅堂雜抄·雲煙過眼錄·澄懷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頁。
周密從詩歌風格互補的角度進行了解釋，他用韓愈欣賞孟郊、歐陽修誇讚梅堯臣的故事作類比，說葉適見了四靈詩“若厭膏粱而甘藜藿”，不知不覺就“契於心”。這解釋有些道理，葉適的詩作多“富贍雄偉”，氣魄遠過四靈，然而葉適也並非真如周氏所說，是欲為“清空而不可得”，如其《宿覺庵》雲：“宿覺名未謝，殘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麥熟僧常餓，茶枯客謾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遣誰言。”全詩蕭遠簡散，還是有些“清空”味道的。
方回也談過這個問題，他說：
葉水心適以文為一時宗，自不工詩。而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方回評翁卷詩《道上人房老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第771頁。
說葉適“自不工詩”，似乎不太符合實際，前文已說過，劉克莊對葉適的詩是讚不絕口的；況且“葉氏若真如方回所言‘不工詩’，則以其作文之經驗，何以能說動四靈‘改’學晚唐詩”黃亦珍《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第198頁。？
方回與周密都是從詩風差異、互補的角度來找原因。應當承認，這種思路有其合理的成分，然而詩歌風格千差萬別，葉適何以在諸多詩風中獨鍾情四靈這一種？周密等人就無法解釋了。當代學者將目光轉到同一角度，試圖有所發現。
齊治平在《唐宋詩之爭概述》一書中說：
水心論詩，貴精確而賤泛濫，與四靈之刻意雕琢，宗旨相合，故有水乳之契。觀其所為二徐墓誌，可以知之。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嶽麓書社，1981年，第14頁。
葉適在《徐道暉墓誌銘》中讚唐詩“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岑桔梗，時而為帝，無不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在《徐文淵墓誌銘》中亦讚“君每為餘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確是“貴精確而賤泛濫”的；而四靈也說“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葉適《徐文淵墓誌銘》，《葉適集》，第410頁。，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為《風》、《騷》精華。可見齊先生所言不虛，葉適與四靈在詩歌理念上是有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