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提到的這些不讀老杜詩的後生少年就是明證。事實上，江西詩派已經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詩歌理論，嚴羽將它概括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曆代詩話》，第688頁。，這一套理論具有很強的係統性和可操作性，這是江西詩派能夠風行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特點誠然可在老杜詩歌中找到原型，但絕非老杜詩歌的主要特征。江西詩派其實不是真正學杜甫的，正因如此，江西詩派後生們才幹脆把老杜放到了一邊。四靈等人抬出晚唐詩人，其實並不是用來和老杜對抗，而是和黃庭堅對抗。事實上以晚唐詩人的成就也無法和老杜作抗，並且從藝術的角度來說，老杜詩與晚唐詩也有些淵源，詩歌風格也不構成對抗，方回就說老杜的《早起》一詩是“此乃老杜集之晚唐也”方回評杜甫《早起》詩，《瀛奎律髓彙評》卷十四，第504頁。，這樣晚唐詩和杜甫詩也就成了一個係統的不同等級，於是從晚唐入手也可以上參到老杜：“予謂學姚合詩，如此亦可到也。必進而至於賈島，斯可矣；又進而至老杜，斯無不可矣。或曰：‘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入，而參以岑參之壯，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問之整。’”方回評姚合《題李頻新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三，第960頁。因此四靈隻是抬出了晚唐人和江西派的宋人對抗，並非用晚唐人和老杜對抗。
黃庭堅認為：“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材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惠洪《冷齋夜話》，《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第15-16頁。既然是陶潛、杜甫都無能為力，後生們更不用說了。那該如何呢？黃庭堅提供了方案：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惠洪《冷齋夜話》，《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第15-16頁。
黃氏大概認為這樣做多少有些規則可循，不容易走彎路。但這種做法的負麵影響也不少。首先，這樣便將創作源頭轉向了故紙堆，要在古人的陳言舊意之中苦覓靈感，詩歌容易失去新鮮和活力，詩人也易失去創作興趣；其次，進行“奪胎換骨”必須以對古人詩句相當熟悉為前提，即是說，隻有在學問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才可操作，而對一般的學詩者而言，這顯然已經太晚。四靈（整個晚唐體詩人）作詩顯然沒有這些顧及和講究，他們“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葉適《徐道暉墓誌銘》，《葉適集》，第321頁。，在湖光山色中陶冶著情操，尋覓著詩材。江西派“意”在古人，在學問中尋覓詩材；四靈則“意”在自己，於山水間覓詩材。趙師秀說：“香煙思盛日，詩句記遊時。”趙師秀《信州草衣寺》，《永嘉四靈詩集》，第231頁。翁卷說：“中有漁樵影，吾詩詠不全。”翁卷《題武義趙提幹林亭》，《永嘉四靈詩集》，第188頁。徐璣說：“覓句行山影，披蓑釣月痕。”徐璣《題李商叟半村堂》，《永嘉四靈詩集》，第112頁。風光旖旎的山水田園給了他們無限美感，激起心中無限的詩情，他們要做的隻是徜徉於其中，靜靜欣賞、靜靜體會，然後用自己的詩筆，將感受作一記錄而已。
黃庭堅認為：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黃庭堅《答馮駒父書》，《山穀集》卷十九。
如果不是黃庭堅過高地估計了杜甫、韓愈作品中的文化含量，那就是黃庭堅自己喜歡有濃厚文化內涵的詩歌，喜歡“無一字無來處”的作品，並將這種喜好托辭於杜甫、韓愈。因此江西詩派便特別注意在詩歌中“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黃庭堅《答馮駒父書》，《山穀集》卷十九。，在詩句中大量地用典使事，如黃庭堅的“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黃庭堅《詠猩猩毛筆》，《山穀集》卷九。、“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黃庭堅《戲呈孔毅父》，《山穀集》卷三。之類。這種做法雖然增加了詩歌的文化意蘊，但無疑使流暢性、可讀性大打折扣，而且語義也由於用典過多而往往陷入遊移狀態。四靈則完全摒棄了這種在詩歌中增加文化含量的做法，或許他們覺得作詩就是自己的“誌之所之”，因此在詩歌中“全用白描之筆，絕無使事之句”梁昆《宋詩派別論》，第141頁。，以淳樸恬淡為高，以清新自然見長，用洗練的筆法模山範水，寫山則“山高燒入雲”趙師秀《送鄧漢卿》，《永嘉四靈詩集》，第262頁。，狀水則“流處不知源”徐璣《題石門洞》，《永嘉四靈詩集》，第127頁。，力圖達到“要令曲少得香清”徐璣《酒》，《永嘉四靈詩集》，第146頁。的境界。他們的詩歌沒有江西派厚重，卻以空靈輕巧、自然清新取勝。當然，兩種方法各有利弊，無論是哪種做法，一旦過頭，便為敗筆。正如劉克莊所說：“古詩出於情性，發於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稍束起書袋，鏟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為詩，失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歟！”劉克莊《韓隱君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四部叢刊初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