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四靈詩歌概說
四靈詩派是宋詩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也是宋代晚唐體最為傑出的代表。他們高舉晚唐體的旗幟，以江西詩派反動者的形象出現於詩壇，有力地抑製了江西詩風的流行，並因清新的詩風而獨具一格。
永嘉四靈（簡稱“四靈”）指南宋中後期的四位詩人，因為詩風相當一致，“四靈如出一手也”《四庫全書總目·西岩集提要》。，可以整體視之，又四人名號中都有一“靈”字，且都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故人稱“永嘉四靈”。四人分別是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徐照（？-1211），字靈暉，又字道暉，號山民，終身布衣。除詩之外，徐照還善畫，趙師秀稱其“閑成畫亦傳”趙師秀《喜徐道暉至》，見陳增傑校點《永嘉四靈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3頁。他的日子過得很清苦，在四靈中去世最早，據說還是“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葉適《徐道暉墓誌銘》，《葉適集》，第321頁。有《芳蘭軒集》，今存詩259首陳增傑統計，《永嘉四靈詩集》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頁。以下徐璣、翁卷、趙師秀存詩總數均出於此。徐璣（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淵，號靈淵。做過建安主簿、永州司理、龍溪丞、武當令等小官，為官清廉。他工書法，據說“無一食去紙筆，暮年詩稍近《蘭亭》”葉適《徐文淵墓誌銘》，《葉適集》，第410頁。有《二薇亭集》，存詩164首。翁卷，字靈舒，又字續古，生卒年不詳，他在四靈中最後一個去世，薛師石《寄題趙紫芝墓》詩說“世上如今一句無，一靈獨存勢欲孤”，“一靈”便是指翁卷。他曾登孝宗淳熙十年（1183）鄉薦，一生四處遊曆，佐人幕府。有《韋碧軒集》，存詩138首。趙師秀（1170-1220），字靈秀，又字紫芝、靈芝，號天樂。他是宋宗室，光宗紹熙元年（1190）進士，不過隻做過上元主簿、金陵幕從事、筠州推官一類小官。有《清苑齋詩集》，存詩141首。
四靈在詩作中努力把自己塑造成自覺疏離權力、自甘邊緣的隱者，說是“非是分囂寂，由來趣不同”徐璣《冬日書懷》，《永嘉四靈詩集》，第122頁。但他們其實始終放不下對世俗名利的追求，並經常自覺不自覺地將這種渴望流露於詩作之中。如“男兒當富貴，得意似君稀”徐照《贈張將領十六韻》，同上，第67頁。、“於世無成事，何時有定居”趙師秀《安仁道中》，同上，第235頁。、“入幕非無客，能文必有聲”徐璣《送趙師秀赴筠州幕予亦將之湖州》，同上，第134頁。、“期君歸幕下，何石可書銘”徐照《送翁靈舒遊邊》，同上，第44頁。等句，均可見出其對於世俗功利的強烈興趣及求之不得的巨大失落。這其實相當正常，因為儒家思想在當時占據主流，而能否得到儒家價值觀的真正認同，實際上是與個體獲得政治權力的多寡有相當關係的。
四靈雖有成就功名、進入主流社會之心，卻一直沒有機會。問題的關鍵在於，四靈缺乏進入主流社會必須的能力。四靈的才學平平，因文才進入權力高層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他們也不具備吏能，不諳仕宦規則。葉適《徐文淵墓誌銘》有一段記載：“（璣）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為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溉萬頃，豪黨私以為田，陂浸壞。君按視，即疏鑿如舊規。”葉適《徐文淵墓誌銘》，《葉適集》，第410頁。不對上級、同僚、地方豪強進行籠絡，便是對官場規則的挑戰，其結果隻能是被遊戲本身所拒斥。無可奈何之下，他們就隻有“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翁卷《行藥作》，《永嘉四靈詩集》，第199頁。，尋求與漁樵僧道為伴，走向權力的邊緣了。然而，他們對這種邊緣化並不那麼甘心，翁卷《酬友人》說：“我無資身策，合守貧賤居。積屙困疲苶，焉得愁悶除。”生存狀況與人生理想的雙重困窘讓他們充滿挫折感，事情的本質並不是做不做官而是對自我的評價與肯定的問題。因此，證明自己，彌補因政治權力壓製而遭到貶抑的自尊，獲得自我存在的合法性，便顯得極端迫切，於是，四靈迫不及待地“選擇”了詩歌。
他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官既然不會做，其他事又幹不了（主要是不屑做，傳統知識分子往往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作為心理和行為依據，這種清高限製了他們的選擇範圍），也就隻剩作詩一條道了（從最終結果來看，這是最適合他們的選擇）。於是他們將一腔希望寄托於詩歌。徐璣在《謝步石鼓山》詩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跡：“不因詩句說，更複有誰傳”，可見是意識到了詩歌的社會功效性，準備靠詩歌來聳動天下、留名青史了。葉適因此在《翁靈舒詩集序》中說：“起魏晉、曆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黃震《讀水心文集·翁靈舒詩集序》，《黃氏日鈔》卷六十八，四庫本。指出了四靈“一生窮其術而不悔”的主要動機是“求達”，就是著眼於詩歌所能帶來的世俗功利與社會效益。
確定了靠詩歌來獲得世俗利益的方針之後，剩下的就是策略的問題了。四人決定以晚唐詩風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