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對一個藝術家來說，不但是他生命的起點，往往也是他藝術旅程的歸宿。
——賈浩義
他呀，過去我和他在一起好些年，當然熟悉他的。不過，讓我想想，好像他和我說過的話，加起來也沒有幾句。
我給他掛電話。我說賈浩義，你的畫為什麼都署名“老甲”？是老子天下第一還是你老穿著鎧甲？啊哈哈哈哈。笑罷我說，十年不見我去看看你。
一、三千廢畫竟是在此地謝世了？
我打開車門正要下車，我的白網球鞋卻麵對著一巷的爛泥地。我挪到車的另一頭，打開挨著他家院牆的那個車門，這才有不至於濺起汙水的土地。他家是個獨門獨院，一如他的獨來獨往。我想先去一下廁所。他說就在院子那角。房牆和院牆間，有一個可以走進一人的空間。又是泥地。所謂廁，竟是在泥地上挖的一個坑。坑裏除豐富的肥料外，是畫廢了的滿是大塊墨的宣紙。他偏愛畫大團焦墨的大畫，人說他兩張大畫的墨有些畫家或可用上一個月。他作畫多砍殺，自嘲廢畫三千。這三千廢畫竟是在此地謝世了？
廁所前後的土牆上，都挖了很大的方洞，或曰窗。一邊整衣褲一邊可以通過方洞如看電視般看那泥街兩頭踽踽而行的路人。然而路人不也可以看到我嗎？我急急鑽出這泥廁，問他為什麼搞得透明度這麼大？不怕冷嗎？他說涼慣了。到畫院上班時就受不了那裏的暖氣。還有一句話我沒說：你的畫挺賣錢的，為什麼不整個衛生點的衛生間？
一進他的大屋，就見一張三米長一米半寬的大畫桌，令我驚繁。如此龐然大桌上不了樓梯進不了電梯入不了單元房門。不過他家除了這張恨不得撐破四壁的大物，其他家具就頗具“文革”遺風了。“文革”時北京隻有這一種衣櫃：一麵是木門，一麵是遮一塊草綠色布的玻璃門。不堪的年代流行這種不堪的顏色。一隻小雜品櫃，兩扇門上刻著同一條毛主席語錄：“不但要有革命熱忱而且要有求實精神。”我不覺看看他身著的一身黑，我身著的一身藍，我好像一腳又踏進了那個沒有色彩的年代。
14時彩電上遮蓋著一塊80年代城裏沒人圍的方頭巾。妻的手藝？記得他是“文革”時成的家。他是大學生，出身富農，臭上加臭的，找個農家女或許還能安生過日子。妻帶著現在罕見的套袖，捅插爐子，然後端一臉盆水來放爐子上溫著，讓他洗手。我說他怎麼樣？妻笑道，跟牛似的，最好連我都不要在這屋住，幹擾了他畫畫。
他家牆上掛著一隻牛頭。光禿禿的頭骨。這是他牆上唯一的飾物。身上更一無趨時物。1988年中國美術館舉辦他的個人畫展，開幕式那天他穿著藍乎乎黑乎乎的穿了十年的一身中山服。別的畫家在畫展開幕式上很多是西服領帶的，你怎麼不穿？你去新加坡參加畫展時不是穿過西服的嗎？他說就是覺得穿著別扭。
他的身體大約放任慣了。小時在農村，夏天他上身隻係一塊包袱皮，可以防曬，可以扛活，可以擦汗。後來他有一幅畫叫《鋤禾日當午》，他畫的太陽下邊都是火苗，他說這是太陽“下”的火。他這個係包袱皮長大的農家孩子到北京上中專後，把他家裏寄來叫他買衣服的那點錢，差不多都買書了。冬天他隻穿兩條單褲過冬。夏天上自習課他光著上身。老師叫他穿上背心。他不穿，他不服，寫信給《中國青年報》，說光著上身上自習課有什麼不可以的，你們給評評理。回信很快來了，說請你最好還是買一件背心穿上吧。
他現在還是一切從簡：能不買的不買，能不要的不要，能不說的不說。1959年他買過一頂氈帽，一直戴到氈帽變成了去毛的光帽，戴到1979年這帽丟失在畫院的傳達室裏，從此他頭上幹脆從簡不戴帽了。妻想買張飯桌他說累贅。一家四口隻在一張狹窄斑駁如果處理隻能當劈柴的茶幾上吃飯。同行說，常有外賓來，布置一間接待室吧。他說多餘。
二、小男孩一個人認認真真地撒尿，吸引了多少中外來賓認認真真地看他撒屎
賈浩義小時候，他嫂子趕一毛驢棒子送他到山頂的小學。棒子是他的夥食。學費由他給學校拾柴禾來頂替。然而他那兩道立起的黑眉明白地寫著他的自尊心。有一次老師沒看見他，他誤以為是老師不理他，立即憤憤然寫下一個條子遞給老師：你為什麼不理人？
孩子明亮敏感的眼睛，常常感覺著大塊的黑色。學生們住一條黑黑的大土炕。晚上在一盞油燈下趴一圈做作業。後來他對我說起他小時用粉筆在牆上畫滿了畫。我說粉筆是白的，牆也是白的，怎麼能畫上麵？他說牆是黑的，他家他學校的牆都讓油煙熏成黑色的。他們小學生夜裏起床撒尿，要走到院子裏，走進黑成一塊的天地間。偶爾遇上兩點亮光，那是狼在喝學校的泔水。夜，是簡練的。墨黑是簡練的。夏天他天天在河裏，水坑裏遊泳，渾身曬得墨黑。從水裏爬上岸來，一站如同一個小黑塊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