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聲古老的、古老的歎息，這是一種現代的，現代的心緒；這是一個未開化、未開化的角落，這是一個不安分、不安分的年頭；這是一個被損害、被損害的弱女子，這是一個要自由、要自由的強女人；這是一件不起眼、不起眼的小事，這是一個永恒的、永恒的主題。
人突然說；我是人嗎？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著堿著要媳婦兒。”
京郊。原先的菜地，鼓搗鼓搗就長出了十多層的居民樓；原先的隊長家長製，乍著膽子抵禦家庭承包製。但是，原先還是原先，這裏還是這裏。
“小耗子，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嘰哩咕嚕滾下台。”
這些約摸從17世紀相傳到現在的兒歌，老嬸子們有滋有味兒地給托兒所的娃娃們唱著，唱歡勢了，果不其然兒掏出娃娃的小雞雞兒，又裝著有滋有味兒的模樣咂巴著嘴，喊著：“吃一個，吃一個！”照例挨個兒把小雞雞兒都“吃了”。
明兒呢？後兒呢？多早晚兒也會唱“小小子兒”，也要“吃”小小子兒的小雞雞兒。
什麼電動玩具，電子遊戲，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或者說，這兒是這個世界上的另一個世界。世界已經進入1979年，已經進入第三次浪潮，產生托夫勒現象。但是浪潮，現象這些時髦詞兒，真正傳人中國要到80年代中期，而且一經傳人，立即泛濫。什麼事兒、什麼人兒都可以即興命名為“某某現象”。這是一種視人雲亦雲為時髦，視一致為潮流的懶於變革、疏於思考的劣根性“現象”。
扯這些全白搭。京郊這個托兒所照舊兒隻有土炕，炕上連張像個樣兒的炕席也沒有，隻一塊髒啦叭嘰的塑料布。小小子兒，長瘡癤兒，哭著喊著拉痢疾兒。
大嬸子們抱起哭著喊著的小小子兒，接唱“要媳婦兒”。這年還真讓她們唱來了一個媳婦兒。這媳婦兒找隊幹部要工怍。幹部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你就沒露過瞼，你是個革命意誌衰退的人。媳婦兒好容易才咂摸過滋味兒來：要這麼說，還得積極參加“文革”？這早晚兒還因為不參加“文革”編派我！
這媳婦兒終於獲得恩準去那個托兒所工作。得填個表。她精氣神兒十足地寫上：保育員。填什麼保育員？你就填看孩子的。人說了，孩子教什麼教？不碰不磕就行了。我們要的是看孩子！
媳婦兒直覺著透心兒涼。一低頭，忍了。折過身就把她的職業改成：看孩子的。
字麵兒上改了。心裏邊兒不改。這個媳婦兒給小小子兒、小丫頭們教唱歌、教跳舞的，閃展騰挪的給人瞧著盡新招兒。“教什麼教？自個兒都有家有業的了，瘋半天給準瞧？”這媳婦兒“不瘋”的時候，用漂白粉擦洗炕上的塑料布。擦洗完了，更“瘋”上了，找頭兒要求給娃娃們鋪炕席，要求改善住房條件，要求撤換不適合的保育員——這兒倒是應該說成：看孩子的。
頭兒說，你不來托兒所，大家夥兒踏實著呢，你一來怎麼這麼多窮事兒？你看著孩子不就齊了？大家夥兒更有得話說了。整天價顯鼻子顯眼的就顯她能耐？我他媽在生產隊看了幾年孩子也沒那些個破事兒！她來了三天半，就攪乎得孩子也不行了，大人也不行了！
小媳婦兒說，她先頭在家剪鐵花，賣的錢比這掙的多了去了！還省得生氣。如今既來了托兒所，就讓她幹這活兒，橫豎得幹好了。
較上勁兒了。
到底兒撤換了一位看孩子的大嬸兒。她和頭兒是親套親，嚼起舌頭根子差點沒把這媳婦兒給罵化了。
到底兒讓隊裏給托兒所蓋了四大間房。到底兒送托兒所的娃娃們眼見著增多了。可托兒所的籬笆隔壁是養雞場，托兒所浸泡在雞屎味兒裏。地上潮得長蘑菇，蒼蠅、蚊子像趕集。隊裏的勞力分六級，最末一級是清潔工，倒數第二級是保育員。孩子大大增加了，勞動量也增加了，待遇怎不見長？
頭兒說來了你就亂了套了。真不知足。媳婦兒說，你們生產隊辦公室怎麼不挪雞場來？頭兒說你還要什麼？生產隊都給你算了！
媳婦兒的男人說了，你還是回家吧。得罪了人還能有好兒？
媳婦兒說，她最見不得的就是讓孩子遭罪。
那媳婦兒叫孫旭紅，小名兒叫香子。8歲那年媽媽帶著她和兩個妹妹從城裏改嫁到村裏。媽媽指著一個“黑老頭兒”（香子長大後才明白黑老頭兒當時約摸30歲）說，這是你爸爸。爸爸不是這樣的。香子說。香子的親爸爸死了兩年了，她就是不承認爸爸死了。“爸爸出去辦事兒了，爸爸還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