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個星期，我收到你的來信，你說，你已經與那個胖胖的男人訂婚。你說你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你說你的心裏很溫暖，但又寒冷無比。信隻有兩頁，字跡是娟秀的行楷。紙張有稀疏的水漬的痕跡，一滴一滴，洇開。我讀了開頭，就不再讀了，緊緊地把信合在手掌心裏。
之後，我再也沒見過你。你婚後一直住在南岸，和我一個朋友住一棟樓，與我辦公室隔河相望。我打開辦公室的窗戶，一棵槐樹的枯枝伸了進來，它去年還是茂密的。信江逶迤而過，春天的冷雨在河麵上鋪了一層綿密的水泡。雨一滴追趕另一滴，激烈、閃眼，像時間的奔赴者。南岸的風景被一片樟樹遮蔽著，露出白牆，屋頂的廣告牌，黝黑的橋拱，慢慢移動的人影。信江橋，寬二十五米，長三百五十米，從我樓下，直通對岸，正常的車輪時間是一分二十秒，但它每天堵車的時間約有兩個多小時。然而，南岸是一個我可以天天看見的遠方。
是的，也許你會以為我是一個善感的人。其實不是，對生活而言，有許多人是注定杳無音訊的—他（她）們是不可抵達的遠方。
後山：顏色與記憶的試驗場
後山是饅頭的形狀，有一個山包兩個山塢四戶人家，從我家看後山，倒覺得它像一隻螃蟹。山上有蔥鬱的鬆樹和煙灰色的桉樹，東邊的山塢有擁擠的墳岡，西邊的山塢有茂密的板栗樹，空落的地方是一塊塊長條的菜地。在板栗樹下，有一戶白牆紅瓦的房子，一個瘦小操沙溪口音的婦人，到中午時，站在門檻上對著田野喊：“金星，吃飯呢，吃了再幹活吧。”我聽到聲音，“咚咚咚”地跑到她家去，端把小椅子，爬到碗櫃上，摸一個竹兜碗，盛飯吃。她是我的奶媽。到了秋天，板栗樹的葉子慢慢泛黃，後山的黃昏，有青白色的霧氣漸漸低垂。霧氣成了我們偷板栗的偽裝衣。世華（我奶媽的二兒子，大我兩歲）猴子一樣，一溜煙兒間就爬上了板栗樹，用腳跺樹枝，板栗“沙嘚沙嘚”掉下來。我用小錘，墊一個石塊，敲板栗殼，殼像縮緊身子的刺蝟。奶媽聽到敲石頭的“當當當”聲，打開窗戶，說：“要吃板栗，到自己的樹上摘，明天叫你爸去。”奶媽把板栗子用刀切一個口，宰殺一隻八月雞，和上兩升糯米，放在文火上燜。油而不膩，香而不火。奶媽說，這是補身子的上好料。
奶媽的板栗樹在東塢，我們從來不敢去。我們最膽大的舉動，就是到山包的鬆樹林裏采蘑菇。那是雨季後的陽春，泥土酥軟，青綠色的地衣植物毛毛蟲一樣爬動，小竹筍辮子一樣在風中搖擺，蘑菇隱隱地生長。從山包上看墳岡，並沒有想象的那樣陰邪。墳塋一般在油茶樹底下，長滿雜草和虎皮樹，彌眼的油綠顯得春天有著特別旺盛的生育。我對死亡的恐懼，是從一塊頭蓋骨開始的。我提著一個毛竹罐，跟在祖父後麵，到東塢撿拾蚯蚓。蚯蚓喂養的鴨子會生蛋，一天一個。祖父在東塢墾荒，翻挖的土塊用鋤頭敲碎，筷子長的綠蚯蚓滾出來，我用火鉗撿進罐裏。地還沒挖半畦，祖父蹲了下來，說，“這裏怎麼會有頭蓋骨呢？”我不知道頭蓋骨是什麼，以為是可以吃的，一看，我就緊緊抱住祖父的腰，上下牙齒哆嗦地磕碰。那是一塊葫蘆形的骨頭，往內收縮，額下有兩個內凹的洞，下端有兩排粘滿黃泥的白牙。
通往東塢的路口有一戶人家，是我的遠親，我叫五爺。他是一個強壯的人，高高大大，在我七歲那年，暴病而死。他的死使我不可回避地去了墳岡。他埋在了那裏。我第一次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指甲花，它開遍了東塢。村裏人都說，五爺的房子沒選好風水，東塢的陰氣沿山脈全進了他家。
五爺的老婆在屋後種了許多黃瓜，黃瓜一長到筷子長，就被人偷吃了。她站在院子裏罵：“誰窮得像藥渣，連黃瓜也偷，總有一天要爛腸子。”罵了幾次，黃瓜還是被偷了。隔了半個月，一天中午，她女兒英英突然口吐白沫，嘴唇發黑，眼睛翻白，送到診所急救。醫生說，這是中毒。五奶奶拍著大腿，坐在板凳上哭。原來，五奶奶在黃瓜裏放了農藥。英英小我兩歲，在她十四歲那年，嫁到了外縣。五奶奶說，早點嫁出去，可以節約一點糧食。
我去過一次五爺的房子。我跟母親去他家磨豆腐。潮濕的地氣和黴味讓我有短暫的暈眩，滋生恐懼。五爺有三個兒子，大叔叫丁丁，是一個鑽縫隙掙錢的人。他的小氣是村裏出了名的，但對我父親特別的慷慨。我家辦一些事，如蓋房，娶媳婦，他會主動對我父親說：“哥郎，要錢給我說一聲，我早做準備。”他矮矮小小，渾身瓦釉色，白天種田，晚上用電瓶打魚。他的自行車龍頭有一個燈，是他自己安的。他騎上去，燈就發亮。他老婆提個竹簍，跟在後麵。他老婆是個很開朗的人，笑起來“咯咯咯”，像下蛋的母雞。大概是1998年，我回家過年，看見大叔老了，雖然隻是四十多歲的人，一點生機也沒有。我問母親，母親說，他老婆吃老鼠藥死了。他們為兩斤沒賣出去的魚爭吵，他老婆一轉身，到柴房吃了老鼠藥。大叔也不再打魚，買了輛三輪小貨車，在周邊鎮裏跑貨。兒女都在外麵打工，大叔隔三岔五就到我家吃飯，多多少少有些淒涼。隔了兩年，也是臨近年關，他到望仙跑貨，回來的路上，山上打石的人放炮，巨大的石塊滾下來，把整個車子都砸爛了，翻進了水庫裏。大叔的屍體隻留了個身軀，手腳和頭都沒撈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