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報紙的
早上七點，在肯德基店門口，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在賣報紙。她坐在肯德基店窗前的台階上，用一個枕頭墊著屁股，穿厚厚的棉襖，雙手抱著自己的身子，嘴裏吸一根紙煙，煙灰一撮一撮地落在膝蓋上。棉襖沒有外罩，衣領翻出黃黃的棉絮，蠶豆大的黑紐扣有三種色線紮在扣眼裏。她的膝前擺著《環球時報》《參考消息》《羊城晚報》《江南都市報》。
街上還沒有什麼行人。天氣轉冷，這兩天突然降溫，淩晨時分，“噗噗噗”，下起了小顆粒的雪籽。我送女兒上學，準備為女兒買一份肯德基套餐。我穿一件意大利的羊毛大披風，頭縮在寬大的衣領裏，拐過百貨大樓的大門，看見了這個賣報紙的老人。天色還沒有明朗，渾濁，地上的雪籽有的已經溶化，有的還聳起絨毛一樣的小尖角。我的愛人還在睡覺，空調“呼啦啦”地開著。我的女兒像個粽子，穿得嚴嚴實實，隻露出臉和眼睛。我拉著女兒的手，問：“吃大套餐還是小套餐。”
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一個賣報紙的老人，而是一團影子，一個有花白頭發的頭，幾摞報紙。報紙被風“嘩嘩嘩”地翻動，頭發懸浮在空氣中。煙頭在嘴的部位突然紅起來，又暗下去，又紅起來，煙擴散開來，混合到灰色的空氣裏。煙頭紅的時候，伴隨“噝噝噝”的聲音。
店裏黃黃的燈光映照在街上，但沒有映照到老人身上—老人坐在窗戶底下，光線強烈的反差使老人看起來像一個笨重的垃圾桶。我走過去買了四份報紙。老人從袖筒裏抽出一隻手，挪了一下屁股，翻出一個白色的塑料袋。塑料袋裏有三分之一袋硬幣，和幾張一塊、五塊、十塊的紙幣。老人找了三個一塊的硬幣給我，我拿在手上，硬幣還有點熱乎乎。她的臉是霜的顏色，寬闊，皸裂，顴骨有些凸。她的嘴唇幹焦，有幾塊皮屑似乎要脫落下來。老人找零錢的時候，看了三次我的錢，數了兩次硬幣。她的手細長，關節骨像算盤子，一層波浪一樣的皺褶蓋在手背上。她用手來來回回地蹭了幾下臉，手邊蹭邊放到嘴巴裏嗬氣，又放進袖筒裏。
女兒坐在店裏吃東西，左手拿雞翅，右手拿牛奶。在店裏吃東西的人不多，大多是父母陪著小孩，父母不吃，看著小孩吃。有幾個年輕人坐在椅子上喝飲料，喝完了也不走。店裏開著暖烘烘的空調，燈光透亮。服務員穿著水藍色的短袖工作服，微笑地接待客人。一個年輕的服務員開門出去了，站在窗戶邊，老人站了起來。我看到老人手上抱著報紙，背有些弓，嘴巴不斷地嚅動。年輕人用手指著老人的頭。我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老人離開台階，年輕人進了店裏。老人在街上站了幾分鍾，又重新回到窗戶底下。
天下起了小朵朵的雪花。街上的人也陸陸續續多起來。
撿易拉罐的
市人民醫院門口有一個埠頭，水泥台階深入水中，一級一個平台，無論是漲水季節還是枯水季節，傍晚總有幾個愛釣魚的人站在這個平台上放鉤，釣上來的魚不大，大部分都是一兩左右的鯽魚。中午我從市人民醫院探望一個朋友出來，看到一個禿頭的老人趴在台階上，撿一個漂浮在水麵的易拉罐。老人光著腳，穿一件三輪車夫的短袖黃馬褂，馬褂的背上印著“××地板”的紅油漆字。老人的身邊放著一個蛇皮袋。我站在河堤的圍欄邊，看了四五分鍾，老人還沒有把易拉罐撿上來。我走了下去，拉住老人的手，說，你這樣撿河裏的漂浮物，很危險的，一不小心會滑進河裏去。老人說，我知道很危險，但又有什麼辦法，看見易拉罐怎麼舍得不撿呢。他的聲音很低，像是對河水說的。
水泥平台從河堤延伸出去，水在這裏形成了回流。我找來一根木棍，遞給老人，說，用木棍把易拉罐劃過來。老人一隻腳翹起來，另一隻腳被我按住。他左手撐住台階，右手用木棍劃易拉罐。木棍短了一截，夠不著，易拉罐在水裏打轉。老人喘著粗氣，脊背有節奏地起伏，左手由於吃力時間過長，有些顫抖。我說，老人家，你坐起來休息一下，我有辦法啦。老人說，你也是一個好玩的人，幫我這樣一個老頭撿易拉罐。
這時候我才看清老人的臉：瘦而長，有一個個像豆腐泡一樣的疙瘩，剛毅，眼睛有一股寒氣。我給了老人一根煙，自己也抽了一根。我說，你不要撿河裏的東西，你手腳沒有我們年輕人靈便，容易出事，不如多翻幾個垃圾桶。老人說，步行街的垃圾桶一天至少要被人翻幾十次，哪輪得到我翻出東西。我說，那你第二次出來，可以帶一個撈魚的網兜，會方便一些。其實老人也不算老，大概剛六十出頭吧，但看起來會顯得更老一些。
我脫下汗衫，在木棍上綁了一個結，說，我來撿，你拉住我的手，這樣就不危險啦。我坐在台階上，雙腳伸進水裏，身子前傾，手拿木棍，用汗衫把易拉罐裹了過來。這是一個百事可樂易拉罐，可能是上遊漂下來的，也可能是昨天釣魚人隨手扔掉的。老人拿起易拉罐翻來覆去地看了幾遍，然後放在台階上，“乓乓”右腳用力踩，易拉罐都扁平了，他還不肯移開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