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類書：詩人之書
類書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為詩歌創作準備材料。唐朝詩人王昌齡在《詩格》中描述了當時詩壇的一個普遍現象：“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人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文鏡秘府論校注》，290頁。）這些“隨身卷子”當是小型的類書或者略具類書雛形的書鈔。根據史誌的記載，王勃、白居易、元稹、李商隱、溫庭筠、皮日休等唐代著名詩人都自編有類書（參見本書附錄一和附錄二。）。詩人自編類書作為枕中秘寶的現象並不局限於唐朝，這種風氣在唐以後依然盛行，例如鼓吹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黃庭堅就編有《建章錄》（黃庭堅《答洪駒父書》：“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轉引自《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二冊，316頁。惠洪《冷齋夜話》：“山穀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轉引自《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二冊，321頁。錢鍾書《宋詩選注》251頁：“黃庭堅把典故分類摘抄的《建章錄》在《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興’字、一萬二千零四十三‘酒’字、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樹’字等部還保存幾段。”）。
對類書的過於倚賴會給詩歌創作帶來很多流弊。江湖派大詩人劉克莊被劉辰翁批評說：“劉後村仿《初學記》，駢儷為書，左旋右抽，用之不盡，至五七言名對亦出於此，然終身不敢離尺寸，欲古詩少許自獻，如不可得。”（《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轉引自《宋詩選注》251頁。參見《宋詩選注》劉克莊之小序。）《初學記》是唐代徐堅等人編纂的一部類書，其體式特點是分類萃取各種典故、詞藻，並把它們組織成對偶，既方便記憶，又方便創作詩文時套用，曆代文人都愛使用它（《四庫全書總目》之《初學記》提要說：“《春明退朝錄》及《溫公詩話》並稱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這裏劉辰翁揭露了劉克莊的詩歌創作過程，說他平日裏仿照《初學記》的體例，把各種適宜填充到詩歌中的麗藻編纂成對偶，需要做詩的時候，就把這些平日積攢的好對子擴展成完整的詩歌。劉辰翁還批評他工巧的好對子雖然多，但創造性卻很貧乏（《宋詩選注》250頁：“他原來采用了《初學記》的辦法，下了比江西派祖師黃庭堅還要碎密的‘帖括’和‘餖飣’的工夫，事先把搜集的典故成語分門別類作好了些對偶，題目一到手就馬上拚湊成篇。‘時因料少不成聯’，因此為了對偶，非備料不可。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滑溜得有點機械，現成得似乎店底的宿貨。”）。明代的複古派詩人也被王夫之挖苦：“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薑齋詩話箋注》，112頁。《韻府群玉》，元·陰時夫、陰中夫撰；《詩學大成》，宋末毛直方撰；《萬姓統宗》，撰人不詳，應當為明人；《廣輿記》，明·陸應陽撰。這四部書都是明代通行的類書。）在王夫之看來，對以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前、後七子詩派來說，《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這四部通俗類書是他們創作的一切源泉。王夫之還說：“詩傭者，衰腐廣文，應上官之徵索；望門幕客，受主人之雇託也。彼皆不得已而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閑則翻書以求之，迫則傾腹以出之，攢眉叉手，自苦何為？其法：姓氏、官爵、邑裏、山川、寒暄、慶吊，各以類從；移易故實，就其腔殼；千篇一律，代人悲歡；迎頭便喝，結煞無餘；一起一伏，一虛一實，自詫全體無瑕，不知透心全死。風雅下遊，至此而濁穢無加矣。”（《薑齋詩話箋注》，151頁。）王夫之的這段話很嚴厲，他批評後七子中的宗臣等人把詩歌的格律、句法、章法，甚至主題、意境全都看作千篇一律的空殼，詩人所需要做的祇是把各種典故和成語分門別類地塞到這些空殼中去。宗臣等人按這種機械的工藝流程生產出來的詩歌，在王夫之看來，毫無情趣詩意可言，整個地“透心全死”，簡直不是詩，祇是“濁穢”。
通觀王昌齡、王夫之、劉辰翁等人的批評，類書對詩歌創作的消極影響雖然很明顯，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它在詩歌創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詩歌並非全是天才、靈感的產物，很多作品也祇是通過翻檢書本子，東拚西湊、慘淡經營的結果。
五、類書：童蒙和百姓之書
作為小孩子的啟蒙教材，這是類書很早就開始具備的傳統功能。這一類類書的代表是唐代李翰的《蒙求》。《蒙求》以四言韻語的形式薈萃一些最基本的曆史知識，最適宜小孩背誦。《郡齋讀書誌》雲：“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雲。”《蒙卦》指《易經·蒙卦》。《蒙求》影響很大，曆代都有續作，而且這些續作還逐漸超出原來的曆史領域，延伸到經傳、文字、名物、小說、醫學、婦女等領域。《蒙求》一係的類書體蒙書形成了傳統蒙書中一個主要的派別，與字書體、格言體蒙書鼎足而三（《餘嘉錫論學雜著》（605～606頁）曰：“三倉既亡，急就亦不行，然在學校未興以前，村塾小兒所讀之書，即古之小學，未嚐絕也。析而言之，可分三派。一曰字書，其源出於周興嗣，積字成篇，篇無複字，初學籀誦其文詞，臨摹其形體。其後有百家姓、雜字之類，此三倉、急就之嫡嗣，小學之正宗也。二曰蒙求，其源出於李翰，屬對類事，編成音韻，易於諷誦，不出卷而知天下。其後有三字經、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之類，此三倉、急就之別子，小學之支流餘裔也。三曰格言，其源出於太公家教，廣陳法戒，雜以俗語，使童蒙於次養正，淺識資為蓍蔡。其後有神童詩、女兒經、增廣之類，此則因三倉、急就之體而推廣之，於古者幼童讀孝經之意彌近，小學之濫觴也。蓋自唐、宋以來，幼童之所諷誦，不出三者。”參見《敦煌蒙書研究》，227～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