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目錄著作裏專科性類書的認定從來就很分歧，原因大概也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講：首先，無論內容還是體製，專科性類書都不如綜合性類書那樣麵貌單一穩定，它要紛繁無緒得多。專科性類書關於各門各科的都有，按照內容性質可以區分出很多類型。博物、典製、姓氏、典故，一一列舉還可以舉出很多，還可以分得更細。專科性類書因為規模一般偏小，而且很多是私人修纂，編纂體製往往很靈活，有很多新變，比如四言韻語的《蒙求》，賦體的《事類賦》，數目體的《小學紺珠》。其次，每一部專科性類書內容都相對單一、專業，從而是經還是史，是子還是集，容易辨別，與四部分類法一點不矛盾，因而很容易混跡在內容性質相應而體製上卻有重大差別的非類書中，把自己的獨特個性泯滅了。
作為一個整體，專科性類書麵目多樣，變化不定，讓人難以把握。分解開來，一部一部地看，專科性類書又相對單純，很容易被套進類書獨立設類之前的圖書分類體係中。由於這兩方麵的原因，古代的目錄學家在專科性類書的認定上分歧特別嚴重，他們不但相互間自以為是，而且他們自身也常常左右為難。在同一部目錄著作裏，同一部圖書有可能既被歸入類書（唐代許敬宗等編的《文館詞林》、宋代李昉等編的《文苑英華》，宋代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將它們既歸入集部總集類，又歸入子部類書類。），又被歸入其他類別的圖書；同一類型的書有可能這幾本被歸入類書，那幾本就被歸入到其他類別裏（參看上文論述《四庫全書總目》區分政書與政令類類書，時令書與時令類類書的相關內容。）。如此紛繁歧異，自然就給讀者這樣一個印象：古人對類書範圍的界定十分模糊。《四庫全書總目》在判定一部圖書是否類書時，在內容、體製標準之外，引入學術品位這一尺度，實在是一個不得已的創新。
四、古人對類書作用的認識
胡道靜將類書的作用分為“本來作用”和“特殊作用”兩種（《中國古代的類書》，15頁。）。“本來作用”，是反映類書編纂者初衷的類書功能，比如幫助帝王潤色鴻業，為文人進行詩文創作準備文料等。“特殊作用”，是指類書編纂者起初沒有預想到的，後代的學者們在使用類書的過程中逐漸發現的一些功能，比如古籍輯佚、校勘等。類書的“本來作用”我們在“類書的多重身份”一節裏，已有很詳細的論述，這裏將集中討論古人對類書“特殊作用”的認識。
1、類書與輯佚
類書編纂者的目的主要是幫助統治者快速有效地學習和查檢各種名物製度、曆史掌故，提高處理政務的效率；幫助文人墨客獵取辭藻，組織詩文，應付科舉。可以作為輯佚失傳古書的材料，類書的這一功能要到類書產生很久以後纔被學者們認識到，至於將它大規模地運用於輯佚實踐，更是明清以後的事。
由於物質條件的限製，再加上兵災、火災、蟲患等，古書保存很不容易，容易散失，因而輯錄前代佚書的實踐很早就開始了，但起初祇是利用一些經典的注疏，還沒有依仗類書。較早認識到類書的這一特殊功能的是南宋的洪邁和王應麟。洪邁在《容齋五筆》卷七“國初文籍”條說：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版至少，宜其焚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禦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容齋隨筆五集》，884頁。）。
洪邁已經看到在他那個時代，許多沒能流傳下來的古書，可以在宋初編纂的大型類書《太平禦覽》中找到一些片斷。稍晚於洪邁的王應麟，在南宋末年輯錄漢代鄭玄的《周易注》和齊、魯、韓三家《詩》的時候，已經開始利用到類書，雖然主要還是利用注疏和《釋文》等訓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