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提要，《歲時廣記》、《歲華紀麗》都是按月令編錄詞藻典故，幫助寫詩作文的工具書。《歲華紀麗》的分類更細緻一些，在月令下邊還分有門類。不過從提要上看，分類更細似乎並不是它被列入類書，而不歸在時令類的理由。在《四庫全書總目》看來，《歲時廣記》同樣具有類書的特性。其提要最末一句說：“特其於所引典故尚皆備錄原文，詳記所出，未失前人遺意。與後來類書隨意刪竄者不同。”直接將它納入類書的編纂傳統來為它定位。引用典故時，較完整地引錄原文，並注明出處，是《四庫全書總目》在很多地方稱道過的《藝文類聚》等唐宋古類書編纂的嚴謹之處，而隨意刪改竄亂則是後代（特別是明代以後）各種坊編私修不入流類書的通病。《四庫全書總目》說《歲時廣記》“未失前人遺意”，很明顯有讚許的意味。相對於保持古代法式的《歲時廣記》，《歲華紀麗》在學術上的品位無疑要低賤得多，不但“儷句拙陋”，引用材料的範圍狹窄，而且還多半是一部後人依託的偽書。按照品位原則，《歲華紀麗》雖然在內容與體製上和《歲時廣記》極其相似，也不能躋身高品位的史部時令書，祇能混跡在低品位的子部類書裏。
我們這裏需要回顧一下《四庫全書總目》的類書類小序：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注書者利於剽竊，輾轉稗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佚，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禦覽》諸編，殘璣斷璧，至捃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
很明顯，《四庫全書總目》把類書這一圖書門類的學術品位定得很低：不過是抄撮群書的資料彙編而已，不是創造性的著作；並且抄撮的時候態度往往不嚴謹，刪減竄改，割裂餖飣，是荒實學的罪魁禍首。類書的價值被《四庫全書總目》肯定的祇有一點：輯佚。而且在《四庫全書總目》看來，僅有《藝文類聚》等為數很少的幾部唐宋古類書具有輯佚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所謂“實學”，是指當時盛行的乾嘉樸學，講考據，講文字，講聲韻，講版本，講校讎。輯佚也是其中的一個熱門科目。《四庫全書總目》很高傲，對幫助作家創作詩文、幫助學者注釋詩文這些類書最普遍、最實用、最反映類書編纂精神的用途，都很蔑視，把類書看作助人“剽竊”、“稗販”的幫凶。能幫助後代的樸學家們輯佚、校勘失傳或者缺誤的古書，這祇是當初的類書編纂者們意想不到的貢獻，是類書的副作用。幫助文人寫詩作文，對付科舉考試等現實功利性很強的功能纔是類書編纂者的初衷，纔是類書第一位的本來用途。方師鐸先生就類書編纂史講過一句很激切的話：“總而言之，我國考試製度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兔園策子發展史’也。”（《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286頁。）《四庫全書總目》不顧類書較之其他圖書門類所獨有的極端功利主義個性，以純學術的眼光對它進行俯視，自然就把類書的品位定得很低。《四庫全書總目》這種清高的品位意識，不自覺地就影響到了它對一些性質模糊，歸這兒也可、歸那兒也可的圖書的判定，於是就出現了上邊我們所分析的似乎自相矛盾的情況。內容上都是關於政教、時令，體製上都是分類抄纂，學術品位高的圖書就歸入史部的政書類、時令類，品位低的圖書就歸入子部類書類。學術品位代替了內容、體製，成了圖書分類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尺度。
《四庫全書總目》在內容性質之外，引進學術品位這一尺度來斷定一部圖書是否類書。這一事實提醒我們類書的認定，大到某一圖書類型，小到某本圖書，之所以在古典目錄著作裏那麼分歧，就因為類書在內容性質上與傳統四部分類法的分類原則相衝突。經、史、子、集四部是四種內容性質不同的圖書。四部下邊各自更細小的圖書類型的劃分，也同樣是以區別內容性質為劃分標準的。內容性質尺度是四部分類法的基石。單從內容性質上講，綜合性類書具有現代百科全書性質，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無所不包的綜合性類書，在四部之內，無論哪一部都容納不下它。專科性類書內容上有的偏於經，有的偏於史，有的偏於子，有的偏於集，如果將它們分別納入經史子集各部，那麼專科性類書就不存在了，類書類就隻剩下綜合性類書，就看不出類書的整個麵貌，看不出類書的發展演變了，就無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了。
古典目錄著作著錄類書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專科性類書的認定上，對綜合性類書的認定不大有分歧。大家對綜合性類書有一致的認定，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公認的我國類書的鼻祖《皇覽》就是綜合性的，後來曆史上最著名的最具有學術價值的類書經典（《藝文類聚》、《太平禦覽》、《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差不多也都是綜合性的，所以在人們心目中像它們那樣的圖書就是最正宗的類書（有的學者稱綜合性類書為一般類書或正宗類書，參見《中國古代的類書》10頁，《類書簡說》6頁。）。二是《隋誌》將類書放在子部雜家類，《舊唐誌》以後的目錄著作類書從雜家類分離出來獨立設類，但一般依然放在子部（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在進行追溯時，認為在《隋誌》以前就奠定了類書著錄在子部的傳統，而不必等到為它獨立設類的《舊唐誌》。《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序：“《隋誌》載入子部，當有所受之。曆代相承，莫之或易。”），且位置距離雜家類大多都很近。雜家類著作從內容上講也具有綜合性質，綜合性類書與之相似，而早期類書大多都是綜合性的，足見二者淵源之密切。清代汪中等人就認為《呂氏春秋》、《淮南子》這樣的雜家類經典著作是類書的祖先。類書類在古典目錄中與雜家類的親密關係，折射出內容的綜合性在認定一部圖書是否是類書上是有重要參考意義的。綜合性類書很難被誤劃入其他圖書門類，應該與這個明確的、容易把握的參考標準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