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生用幾個現代圖書概念來統攝被他從傳統類書類劃分出來的圖書類型：將《韻府群玉》一係韻編類書歸入“辭典”或“百科全書”，將《駢字類編》歸入“複詞”字書，將《蒙求》一係歸入小學“讀本”，將《古今同姓名錄》一係歸入“姓名辭典”，將《全芳備祖》一係歸入“動植物書”，將《書敘指南》一係歸入“程序文料”。
張滌華已經夠激進了，楊家駱比他更激進。楊先生壓根就不承認依韻依字編的圖書可以是類書，所以張先生列在類書裏的《韻府群玉》、《佩文韻府》、《駢字類編》，他都當作是辭典、字典。劉葉秋先生也持此說，以《佩文韻府》等為詞典（《類書簡說》：“《佩文韻府》和《駢字類編》之類的書，則與其說是類書，不如說是詞典。”15頁。），但他也遠不如楊先生極端。《永樂大典》雖然是韻編，劉先生也還像大家一樣認為那是一部有經典意義的大類書，不像楊先生這麼驚世駭俗，把《永樂大典》也當作辭典。把《書敘指南》一係的書從類書中分離出來歸入集部，這也是激進的張滌華先生不可能同意的，其他學者就更不可能同意了。把《全芳備祖》一係書從類書中劃出來，會有不少人同意，但把這一係的書稱作動植物書，恐怕同意的人就不多了，因為《全芳備祖》（《四庫全書總目》之《全芳備祖》提要：“宋陳景沂撰。……其例每一物分事實祖、賦詠祖二類，蓋仿《藝文類聚》之體。事實祖中分碎錄、紀要、雜著三子目。賦詠祖中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聯、七言散聯、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十子目。”把這樣富於文學意味的書當作科普的“動植物書”，有點以名害實了吧。）是“《藝文類聚》體”（每一個條目下邊先抄錄相關事類，然後選錄詩文，是《藝文類聚》的創新，後世往往稱之為“《藝文類聚》體”。）。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主張把類書的範圍定得窄一些，但一般還是認為張滌華、楊家駱兩位把類書的範圍定得太窄了。劉葉秋先生在批評《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時，就《初稿》的具體分類曾提出修正意見：
像典製、姓名兩門所收的史部政書和有關姓氏的專著，實不應算作類書；常識門所收，近於後來的百科全書，亦不宜歸入類書範疇。至於同異、鑒戒、蒙求三門，也可與類事、典故兩門合併，改立名目，重分子類（《類書簡說》，5頁。）。
就這段話可以看出，劉先生祇認為《初稿》中的典製、姓名、常識三門不屬於類書的範圍，其他七門雖然在名目上需要作些調整，但都不失為類書。被張滌華先生沙汰的博物、稗編、同異、鑒戒、蒙求諸門，在劉先生眼裏都還有類書的資格。較之張滌華先生，劉先生的類書範圍要寬很多。不過也有張先生以為是類書，劉先生卻不以為是類書的情況。關於這一點，上文評楊家駱先生的類書觀時，我們已經提到過。張先生以為是韻編類書的《佩文韻府》、《駢字類編》，劉先生卻視為辭典。
另一位類書研究者胡道靜也主張將某些類型的圖書從古典目錄之類書類中淘汰出來，他說：
在古今的古典文獻著錄中，“類書”一類的包容範圍卻不一律，當然，正宗的類書一定照收在內，可是其他門類的書籍也往往闌入，像姓氏書、政書，有時甚至是考證筆記、目錄書都會列在類書類裏。這些，我們就不能認它們是類書，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類書（《中國古代的類書》，8頁。）。
被他淘汰出來的非類書有姓氏書、譜錄、政書、職官書、紀事本末、書鈔體書、考證性筆記、目錄書，共八種類型，胡先生稱它們為“大範圍裏的所謂類書”。其中紀事本末、書鈔體書、考證性筆記、目錄書四種是張滌華先生等人沒有提到的，但想來張先生他們也不會反對把這四種書從類書中劃出來。這四種書混入類書，在古典目錄著作裏也不是普遍現象。它們有的在古典目錄裏有自己固有的位置，作為一個獨立的圖書類型是不會和類書混淆的，不過是偶爾某本應屬於其類型的圖書不小心被錯認了，或者著錄人對該書別有會心，與一般人對該書的認識不一樣，把它劃入了類書，從而造成了分歧。還有的雖然作為一種類型被整個地劃入類書，但這樣的做法祇限於極個別的目錄學家，祁承把考證性筆記歸入類書，孫星衍把目錄書歸入類書，並不反映古人對這些類型圖書性質的普遍看法。
在“大範圍裏的所謂類書”之後，胡道靜先生提出了“正宗類書”這一概念，並討論了正宗類書的類型劃分。正宗類書所涵蓋的類型很明顯是胡先生理想中的類書範圍。他的這個理想範圍中“供啟蒙之用的”蒙書，是張滌華先生要淘汰的。“備家常日用的”常識門書是劉葉秋先生要排除的（“從編纂當時提供的用途來說，有為一般檢查的，有為詩文取材的，有資科場之用的，有供啟蒙之用的，還有備家常日用的。”《中國古代的類書》，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