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將從兩個方麵來考察類書與文學的關係，首先在魏晉以後文學自覺的背景下，重新認識類書的產生以及類書所承載的文學功能，然後討論類書對唐代官人文學的影響。
第一節類書與文學自覺
一、文學自覺背景下的類書編纂
類書在我國古代社會生活中有很多種功能，輔助詩文創作是其中最顯著的一種。所以《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敘雲：
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注書者利於剽竊，輾轉稗販，實學頗荒。
“操觚者”，是指詩文作者；“注書者”，是指為詩文作注的學者。創作與闡釋都是文學活動中最重要的環節。近代學者黃侃在其《文心雕龍劄記》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然淺見者臨文而躊躇，博聞者裕之於平素，天資不充，益以強記，強記不足，助以鈔撮，自《呂覽》、《淮南》之書，《虞初》百家之說，要皆探取往書，以資博識。後世《類苑》、《書鈔》，則輸資於文士，效用於謏聞，以我搜輯之勤，祛人翻檢之劇，此類書所以日眾也（《文心雕龍劄記》，188頁。）。
他也認為，在絕大多數時候，類書的主要功能是為文人創作詩文準備文料，文人對文料的需求激發了類書的繁榮。台灣的方師鐸先生甚至說：
如果中國文學中，始終未曾出現“用典”這一條“歪路”的話；那麼，那些供文人學士“餖飣”、“獺祭”之用的“兔園冊子”，也將永遠不會出現（《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17頁。）。
在方先生看來，是因為文學創作中用典這種風氣的盛行，纔造成了類書的盛行。
類書的這一首要功能是與類書的發展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魏晉南北朝是我國類書第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漢民族的文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類書大發展與文風大變化同時並存，不是偶然的，兩者之間是相呼應的。黃侃說：
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於訓詁，繼而引錄成言（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二《漢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爰至齊梁，而後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文心雕龍劄記》，188頁。）。
文體的變化刺激了文人們對成語、典故的大量需求，從而引發了一部又一部類書的生產；類書的廣泛應用又反過來推動新文體的成熟與腐爛。
據張滌華先生的統計，產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類書有十八部（《類書流別》，43～44頁。），其中包括《皇覽》、《華林遍略》、《修文殿禦覽》等多部由朝廷主持編纂的大型類書。從書名上看，有幾部卷帙較小的很可能是為詩文創作編製的工具書，如《隋書·經籍誌》所載的南朝梁代朱澹遠的《語對》、《語麗》。那個時期最著名的文學家陸機也自編有一部類書《要覽》。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類書早已失傳了，但是根據其他一些零星的材料，我們可以再現當時文人們搜集事類的熱情。《南史》卷四十九《王摛傳》（附在《王諶傳》後）：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嚐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嚐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即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南史》卷四十八《陸澄傳》：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仆少來無事，唯以讀書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複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仆。”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幾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複各數條，並舊物奪將去。……澄當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卷四十九《劉峻傳》：
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範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鹹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複引見。
曆代文人雅集時喜歡比賽作詩，而南朝文人聚會卻愛比賽“隸事”。賽詩常常定題限韻，從《南史》的記載看，“隸事”也有簡單的規矩。《王摛傳》“類物隸之，謂之隸事”，“隸事多者賞之”，《劉峻傳》“曾策錦被事”，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隸事”比賽的形式是：在限定的題目裏，大家各自默寫相關掌故，誰記憶最多誰就獲勝。《王摛傳》還說：“摛操筆即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似乎“隸事”有時候不止於默寫，還要求用相關事類組織成一篇華美的駢文。
從上述記載來看，在“隸事”比賽中獲勝在當時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可以作為風流韻事記載下來，為史傳人物增色。“隸事”是那個時代的文人炫耀才華和娛樂的特殊方式。王儉和梁武帝所主持的“隸事”比賽，很像後來武則天所主持的宮廷詩會。在那個時代氣氛裏簡直就有一種事類崇拜。
對事類的過度膜拜，造成了不良文風。鐘嶸《詩品·總論》批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