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以輔助詩文創作為首要編纂目的的類書稱作“藝文類類書”。較之“藝文類類書”，那些不以幫助詩文創作為目的的類書，材料的去取標準有明顯區別。宋四大書之一的《冊府元龜》，初名《曆代君臣事跡》。所載都是供後人取法的“君臣善跡，邦家美政，禮樂沿革，法命寬猛，官師論議，多士名行”（《冊府元龜》宋真宗序，見《玉海》卷五十四。），不錄小說異聞。因此《冊府元龜》也一向不被文人們所看重。《四庫全書總目》之《冊府元龜》提要引宋代袁氏《楓窗小牘》中的話說：“開卷皆目所常見，無罕覯異聞，不為藝林所重。”
“藝文類類書”主要為詩文創作提供典故、辭藻。哪些典故、辭藻能進入類書，據我們分析，有兩個標準可能比較重要：內容上尚奇，尚趣；形式上要有文采，要容易被組織成對偶。對偶，作為一種辭格，是近體詩與駢文最重要的文體特徵之一。奇與趣，是文人們許多時候很自覺地藝術趣味方麵的追求。下麵我們舉《初學記》中的兩個例子來具體剖析一下這兩條標準。
我們首先從形式上的對偶標準說起。《初學記》“州郡部”介紹全國的大致行政區劃。州郡部“總敘”以外，共分十個道（道，在唐代是行政區劃單位），一個道就是一個小類。與《初學記》一書中的其他小類一樣，每個道下邊都分“敘事”、“事對”、選文三個部分。“敘事”部分介紹每個道的疆域、沿革。“事對”部分彙集該道的地名。地名屬於專用名詞，《初學記》的編者依然像對待一般語詞那樣，按照對偶的原則把這些地名兩兩組織成對。如“河南道”之“事對”下，就有“馬阪龍門”、“八關四塞”、“黃陂白水”、“麥丘桑邑”等。“馬”對“龍”，“關”對“塞”，“麥”對“桑”，“黃”對“白”，“九”對“三”，名物對、顏色對、數字對，都對得很工整。《初學記》編者著重的祇是這些語詞的字麵，而不論它們作為地理名詞的地理屬性。這些對偶的地名所代表的實際地理位置是否有對應關係，類書編纂者們是不理睬的。
唐代以後的詩人好在詩句中鑲嵌地名，認為那些古代的、遠方的地名能喚起某些難以名狀的深層體驗。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三《地理》條雲：“金長真曰：詩句連地理者，氣象多高壯。”卷二十四《明句》條雲：“金觀察雲：唐人詩中用地理者多氣象。餘謂明人深得此法。”卷十一《中聯》條雲：“句句填實，不肯下遊移字麵，氣象輝皇。”（轉引自《談藝錄》，292頁。）上述《初學記》等類書對地理名詞的處理方式正是這種詩風的反映。
崇尚奇趣的內容標準，我們以《初學記》“人部”“忠”字條為例，略作分析。與“忠”字條緊鄰的是“聖”、“孝”、“友”等條，這些都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信條。不過在這些條目下，並非祇有空洞的說教，事實上有奇趣的，有強烈的刺激性、震撼力的故事，較之說教更多。
“忠”字條下，“敘事”部分先引用過去的經典為“忠”下定義。
《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
“敘事”部分在下定義之外，也羅列了幾個忠臣的實例，不過關於忠的形形色色的典故主要還是集中在“事對”部分。事對部分的這些典故很少有合乎《韓詩外傳》關於“大忠”、“次忠”、“下忠”的定義的。一般都不是雍容閑雅地“以道覆君”，“以德調君”，差不多都是壯懷激烈地在用慘痛的血淚塑造“忠”的榜樣。我們從中挑幾個事類作為示例。
申蒯斷臂弘演納肝：
劉向《新序》曰：崔杼弑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內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入，申蒯援劍呼天而鬥。《呂氏春秋》曰：狄人逐衛懿公，於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自出其肝，以內懿公之肝。
抉目：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歎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剄而死。
樂羊食子：
《韓子》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
這些事類都轟轟烈烈得像傳奇故事，是後世小說院本的絕好素材。
類書號稱我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但由於類書和現代百科全書在編纂目的上畢竟相去甚遠，所以雖然同有一個無所不包的知識框架，但在這個大的框架下，每個小條目如何取捨組織材料兩者卻差別很明顯。許多類書都是為輔助古代文人進行詩文創作的，因此這些“藝文類類書”在對過去浩若煙海的典籍進行提綱挈領的記憶時，取材是有明確標準的，是打上了“文學”這一學科的特殊印記的。“藝文類類書”對傳統的記憶是一種文學式的記憶。
二、類書：建構典型的記憶
以唐詩為中心的中國古典詩歌，在語言風貌上保持著相當高的穩定性。詩人們總是用“蕭蕭”來形容馬鳴，用“依依”來形容柳態，用“蛾眉”來指代美人，用“斷腸”來描寫相思（參見鬆浦友久《唐詩語彙意象論》，11頁。）。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時，提倡白話文的胡適、陳獨秀等人，批判我國古典詩文陳腐，充斥著陳詞濫調。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見《胡適說文學變遷》，19頁。）中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