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顏真卿編《韻海鏡源》，以韻隸事之祖。然其書不傳。南宋人類書至多，亦罕踵其例。唯吳澄《支言集》有《張壽翁事韻擷英序》，稱荊公、東坡、山穀始以用韻奇險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倘記誦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免於檢閱。於是乎有詩韻等書，然其中往往陳腐雲雲。是押韻之書盛於元初。時夫是編，蓋即作於是時。……然元代押韻之書，今皆不傳。傳者以此書最古。又今韻稱劉淵所並，而淵書亦不傳。世所通行之韻，亦即從此書錄出。是韻府、詩韻皆以大輅之椎輪。
所謂“以韻隸事”，從後世的詩韻書來看，就是將摘錄的提煉成兩三個字或不多幾個字的詞藻，按照其尾字所屬韻部進行歸類。尾字屬“東”韻的辭藻，就歸在東部。文人們若被限定用東部字為韻腳作詩，他就可以到詩韻的東部去尋找相應的辭藻。《韻海鏡源》是一部五百卷的大書，顏真卿組織了很多文人來編纂，從開元年間開始，直到大曆年間纔完成。這部書現在已經失傳了。關於這部書的體例，從下邊兩條材料中我們可以揣測一二。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並序》（《顏魯公文集》卷七，四部備要本。）：
真卿自典校時（開元二十四年），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
《四庫全書總目》之《佩文韻府》提要：
釋皎然《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詩，有“外史刊新韻，中郎定古文。菁華兼百氏，縑雅備三墳”句。其自注又有“魯公著書，依切韻起東字腳”語。然則分韻隸事，始自真卿。
從這兩則材料看，《韻海鏡源》似乎依陸法言的《切韻》分部，每一字目下先引《說文》、《蒼雅》等字書解釋字義，然後排列從經史中摘錄出來的語詞。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在體例上它和集曆代詩韻之大成的清初的《佩文韻府》相差不是很遙遠，也許祇是精粗的區別。
在允許攜帶書本進考場的情況下，舉子們若攜帶《韻海鏡源》這種新型的詩韻類書，按題、按韻地查湊，他們的填充、拚帖工作會變得容易許多。
2.類書與製舉
製舉與進士、明經等常科不同，考試的科目與時間都不是固定的，即《新唐書·選舉誌》所說的“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當然，這所謂“臨時所欲”，是根據一定時期的政治需要。製舉科目繁多，傅璿琮先生據《唐會要》卷七十六《製舉科》所做的不完全統計，有六十三種之多。這些科目有的偏於文藝辭藻，有的偏於經學，有的偏於吏治，有的偏於軍事，有的偏於品行。《新唐書·選舉誌》列出四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達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認為這四者“其名最著”（參見《唐代科舉與文學》，137～139頁。）。
唐代製舉以試策文為主，其中很大一部分科目都與政事有關。直言進諫的策文，是應試舉人作文的榜樣。中唐以後，隨著政治日益腐敗，舉子們的製舉對策更加直言其事，更尖銳。不過，也有不少應舉者，其所對策也不過是敷衍成文，頌多於諫的。司馬光《論選舉狀》批評他那個時代製舉的缺陷說：“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司馬溫公文集》卷三。）這種情況在唐代也是如此（參見《唐代科舉與文學》，147～152頁。）。
這裏我們需要交待一下，除了製舉，唐代進士科也是要試策文的。而且在唐初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進士考試祇考策文，而與詩賦無關。到唐高宗後期，進士試纔由試策文一場，變為試雜文、策文、帖經三場。其中試雜文即試詩賦，是三場中最關鍵的一場，最能代表進士科的特點（參見《唐代科舉與文學》，165～173頁。）。因此講類書與科舉文學的關係，在進士科那一部分裏，我們祇討論了詩賦，把策文留到製舉中來一併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