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荒煤的精神
作為一位“老政協”，病中的陳荒煤，始終關注著我國的文學藝術事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荒煤從去年10月住進北京醫院，時間已相當不短了，人已老矣，八十有三，加上病痛的折磨，精力確實已大不如昨。剛人院時，他還頗不安分，老是盤算著何時出院，家裏還有這工作那工作。現在，他則安心了，但把辦公室搬到了病房：一張桌子上，擺滿了文學及電影書籍；每天的一大摞報紙，他都要細細看過；還寫文章、寫會議發言稿、寫信、為青年作者寫序言；還會見故交新雨，談工作、談寫作、談人生，談做人……人皆日：“荒煤是易地辦公，人在醫院，心係文壇啊！”
這就是筆者謂之的“荒煤精神”。
荒煤精神的中心，就是兩個字：“工作”。筆者十多年來，一次次目睹荒煤拖著老弱之軀，參加各種文藝活動。在荒煤這次人院治療之後，單單是我個人，就已接到他親筆寫來的四封信。第一封是去年ll月11日寫的，緣起於“最近你報連日呼籲‘掃黃’報道，我很高興，我就動過念頭要寫篇短文。也因此，想到我住院讀報刊常有所感，可寫點隨筆寄你。”第二封寫於去年10隻30日，除了再狄讚揚“《光明日報》接連發表關注音像掃黃問題的大量報道，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謝你們！”第三封信寫於今年的3月2日，是老人剛剛動過手術不久，說是：住院已近5個月，先是心髒病，後又因淋巴腺動了手術，還讓臥床體息幾天。
發現了一個舊稿，不知為何事發，是談看黃色錄像與毒害青年的。誇年見《光明日報》“聚焦”新聞後就想改一下發表，候稍好數日，我改了給你寄去。接下來還有4月份的第四封信，荒煤奇來了他為新疆一位圊家畫集而做的序言。在這篇約l500字的序言中，他回憶起當年在新疆與著名導演崔嵬一起，現場審定影片《天山上的紅花》的情景，片未審完，即被電報令“立即返京”，後麵跟著的就是對“夏（衍）陳（荒煤）路線”的批判，以及接踵而來的“文革”劫難……
這四封信，篇幅都不長，是因為“投有力氣”，但所談的，卻全是文藝界的工作。備受病痛煎熬的老人，整日所思所想，還全是時代的、社會的、國家的、民族的大事。看得出來，這位已為黨、為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奮鬥了.輩子的老兵，早已把自己的今生今世貢獻給他所鍾愛的文學事業，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荒煤曾經不止一次地表述過渴望創作的心思，他說過，年輕時他的理想是寫小說。後來投身革命，這一願望竟一直無以實現。然而他不後悔，也不遺憾，因為他早已把個人融人了黨的事業之中。幾十年來，他曆經風風雨雨，依舊癡情不改，以自己做人作文的高尚品格，在文壇影壇贏得人家的由衷的尊敬。在文壇上，沒有人生疏地叫他“陳老”，所有人都親熱地稱他為“荒煤”、“荒煤老”、“荒煤先生”。
1996年8月25日
給張潔作序
從未給人作過序的我，忽一接到張潔來電，言：要我為她的散文集寫篇序言。頓時汗顏，堅辭不受：“作序從來都是名人的事，何況是你張潔的？吾乃無名小輩，讓我來作，實在是太不舍適”張潔卻不容分說地來了一句：“我就看你最合適。”放下電話，我陷人沉思。
其實，對於我來說，給張沽作序，是件非常艱難同時也很容易的事。
“艱難”好理解。作為新時期文學大家之一的張潔，自從《森林裏來的孩子》發軔起，一發町收拾，連續捧出《愛是不能忘記的》、《沉重的翅膀》、《方舟》、《祖母綠》、《隻有一個太陽》、《紅蘑菇》等等作品，一次又一次成為傳誦一時的名篇。她是迄今為止第個獲得短篇、中篇、長篇小說三項國家獎的作家，並榮獲1989年度意大利馬拉帕蒂國際文學獎。1992年，張沽又被美國文學藝術院選舉為榮譽院士，這個尊貴的稱號，在全世界的作家、學者、藝術家中，隻有75人享有。
當然．我們可以說重要的還不在於獲獎，而在於我們的作品是否活在廣大人民心中。恰恰在這一點上，稍有文化的中國老百姓，很少有不知道張潔的我曾做過兩次文學調查，讀過張潔作品的人，兩次都位居榜首。
對十這樣一位人們熟悉的著名作家，我怎麼能夠隨便論述隨便評價呢？再說新時期以來凡活躍在文壇上的大小評論家們，幾乎所有人都評論過張潔，他們智慧的筆早已把張潔分析得頭頭是道，使我輩根本不能望其項背。這一切，都構成了“非常艱難”的實實在在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