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現在有很多青年作家都在重新尋找和創作曆史故事，這甚至成為l996年文壇的一道新景觀，被寫到的人物計有孔子（長篇《孔子》，李馮著）、趙一曼（中篇《趙一曼女士》，阿成著）、鍾無悔（短篇《劍如秋蓮》，丁天著），等等。他們寫的還是這些人物的那些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但絕對是90年代新作家的新演繹，你能把這種作品歸到哪一類呢？是抄襲、模仿、擬作、改寫，還是借鑒、創造？明擺著是借鑒而後的創造。
3）在對近兩年迅速崛起的女作家徐坤的評論中，不少評論是創造。
4）如果照此思路再往上追溯，那麼前幾年的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品，如莫言、掐非、餘華以及很多中青年作家，都明顯是受到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米蘭.昆德拉、卡夫卡、喬伊斯、卡爾維諾、艾特瑪托夫等大師的影響，這種借鑒對新時期的文學創作產生極大的激活作用，總不能把他們統統說成是“抄襲”、“模仿”之類吧？
如此看來，問題還是相當複雜的，如何界定“抄襲”、“剽竊”、“模仿”、“擬作”、“改寫”、“借鑒”、“創造”……的界限，止如前麵那位老編輯的說法，真是讓人搞不清楚了。不過，筆者覺得，這也是件好事，我國文學界芷好可以通過這些爭論和研討，把長久積存的亂麻理上一理。
1997年4月2日於協和大院一場文學批評引出的話題
近日，文學評論界發生一場批評、反批評、後續批評的“筆墨官司”。由於它已突破了個人化批評的範疇，具有了文學創作觀念上的形而上意義；又由於它已引申到對整個文學評論界的反思與詰問，因而引起了廣泛注目。
批評的緣起
這場批評的緣起，是今年5月6日《新民晚報》發表的署名簡平的文章，《你是流氓，誰怕你！》。在這篇千字文當中，作者尖銳批評了朱文的小說集《我愛美元》：“通篇寫的是一個‘我’，整天想著把碰見的任何一個女人往床上搬，還幫著自己的父親‘找樂子’律床上搬……在和妓女討價還價時，因為口袋裏的錢不夠，就希冀著天上降一場大雪，雪片都是一百麵額的美元……‘美元就是美麗的元，美好的元！”
簡文認為，這篇作品“滿是流氓腔的下流”，是“無恥的義字”，比地攤上的黃色讀物更具欺騙性和誤導性。他並且對這樣的作品能夠出版，並能得到評論家的“擊掌歡呼”表示震驚和憤慨。由此他進一步提出：“已有一段時間，我們似乎聽不到文學批評界坦誠而正直的聲音，對當下的文學創作，些評論家不是自願放棄自己的聲音，就是加入不痛不癢、吹吹捧捧的媚俗的合唱，要不便不負責任、嘩眾取寵地為《我愛美元》這樣的‘流氓文學’搖旗呐喊。不客氣地說，目前的文學批評界與其說是不景氣，倒不如說是自暴自棄。”
簡文發表後，在一些作家中引起強烈不滿，6月22日，《作家報》同時發表王幹、韓東、魯羊的駁斥文章。王幹認為，。這一行徑無疑是東京地鐵‘沙林事件7在中國文學界的一次重演”，“是對整個90年代文學新人的一次‘南京大屠殺’。”韓東認為，筒文“已超出了文學討論的正常範圍，意在從朱文開刀，對當今文學界進行全麵的道德聲討。由丁涉及到寫作白由這樣的前提性問題，我們不可以坐視不管，必須給以明確而有力的凹擊。”魯羊認為，簡文“從題目到內容又其實是一篇粗俗的充滿謾罵的非正式的指控書”，“簡平之流，缺乏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常識，依仗的是無知和惡毒，這樣的人和這樣的文，競公然蠢動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我們大家的恥辱和不幸。”王幹等三人的反批評文章發表之後，6月29日，《作家報》又轉發了王光東、周海波二人論述90年代個人化小說創作的長文《文學不能放棄個人精神的高度》，由此構成了對前麵論爭的後續批評。王、周認為，朱文、韓東、魯羊等都屬於“新狀態”和“晚生代”小說家，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白覺地遊離‘群體’之外，以‘邊緣’化的立場抒寫自身的生活經驗與個人隱私的內心世界，是陶醉於自我閱讀和欲望舞蹈的私人寫作，是‘深度——象征’模式消解後的平麵化書寫方式。”他們“帶來了小說創作的多種可能性，給予讀者以新的閱讀感受；同時對傳統小說的結構模式和以往小說的敘述方式是一次劇烈的衝擊。”但是，“理性的欠缺是這批晚生代作品所存在的問題，由此也帶來了他們對個人精神高度的忽視”，“他們對生一位著名評論家認為，不能單純地指斥這批“晚生代作家”，他們的作品的確存在著表象展示多，精神提升少的種種缺陷，但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想背景和審美風尚決非文學自身可以決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括現實和曆史條件。在精神的匱乏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現實而前，不可能指望他們能表達出思想的力度和精神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