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1972年某日清晨發生在大院的一幕：那正值美國尼克鬆總統來華訪問期間。那一天，晨練的人們剛剛歸至家中，大院裏走進4位金發碧眼的外國人。隻見他們隨處走著，拍著照，最後停在39號小樓跟前。這座小樓從6年前有一位工人同誌住進後，在半個木頂涼台上壘了一間有門有窗的小平房，還留了一個煙囟通道，使哥特式風格溶入了某種中國的建築文化。4位洋人大概被這種神奇的“洋為中用”能力驚呆了，半晌才如夢初醒似地舉起了照像機……後來，從當時的最高權力機關——“革命委員會”傳來消息說，這4個洋人是跟著尼克鬆來訪的美國人，其中有一位當年曾在這大院裏住過，大概是尋故舊來了。“革委會”認為那位工人嚴重地丟了中國的臉，措詞嚴厲地限令他於XX日內將小平房拆除，恢複哥特式原貌。而那位洗衣工全家拚死拚活地鬧了一通，便又讓“革委會”丟了一次臉，那小平房也就一直保留了下來，“屹立”至今。
如今，每當我看到那“中西合璧”的39號小樓時，心裏都湧出一絲惆悵。物非人非，今日的協和大院裏，已住進200多家，除了教授、幹部們之外，還有工人們以及他們的家屬兒女，幾乎百業俱全。最有意思的是那家有著兩輛外國小轎車的個體戶，昔日是大院裏最貧窮的一家，全家6口人就靠當家的40來塊錢吃飯，如今，已成為大院裏食最精細、衣最美豔的首富。
真是世事滄桑啊！我的大院，也是一麵曆史的鏡子！
所幸的是，改革10年，大院又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草坪又重新植上了，柏樹又重新栽上了，花壇又重新砌上了。還於一片綠意鮮花之中，新添了兩座曆史上也不曾有過的白色的藤蘿架。1株盆粗的銀杏樹和5株兩人摟抱不過來的老槐樹，也被釘上“古樹XXX號”的標記，被鐵柵欄保護起來。大院又重新恢複：四時鮮花不斷的麵貌。在今日高樓林立、喧鬧擁擠的北京城中，這一座花園式的院落，更顯示出幽深的寶貴，便於一早一晚，吸引來大批的附近居民。清晨來打太極拳和做迪斯科操的老年人居多，傍晚是牽了孩子來散步的中青年夫婦們，與紅花綠樹交相輝映在一起，又構成了一幅幅頗動人心弦的畫卷……
那3株報春的杏樹，竟還都幸存著，雖然其中的兩株各被劈去一半枝杈，但兩株半殘的樹都還在開花、長葉、結果。隻是這一切亦是物非人非了——我早已不再是20多年前那個梳辮子的小姑娘。那在寒風中天天企盼開花、然後驚喜地向大院裏的人們報春的小姑娘，該是我的女兒了！這滿院神奇的花草樹木，也該是屬於她的了。
隻有這悠遠的舊夢，依然屬幹我……
（1988.8.15）
我給季羨林先生當編輯
一
1998年11月11日，我收到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新作，還有一封信。文章題為《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是複印件。信是親筆，全文如下：
小蕙：
你好！
我現在難得寫什麼抒情的散文，寫了幾篇，也被別人搶走。這好像是怠慢了“文薈”，實則我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文薈”，我的《賦得永久的悔》等等拙作都是首先發表在“文薈”上的。
現在又寫了一篇《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自己還難判斷寫得是好是壞。現寄上，請法眼加以鑒定。
祝
撰安！
季羨林
1998.9.26
我興奮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著信又看了好幾遍，心裏漾起一股久別重逢般的親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經一年多沒來了，而前不久，他於1997年發在《人民日報》上的散文《淸塘荷韻》獲得了首屆中國新聞副刊獎，由此使我知道，季先生雖然已經到了米壽（88歲）髙齡，卻還在堅持寫。《清》文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選人高三文科學生的《閱讀教材》裏，我早就找來讀過了，寫得果然好，是沿著傳統散文的路子寫的，遣詞、造句、煉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處都顯得非常精致，的確是好文章，也是季羨林散文中的上品。說實在話，我一方麵替季先生高興，同時，心裏也有一點兒發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麼不把此文給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幾碗幹飯，就當上了季先生的編輯，還沒問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圖讓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給你，不是做白日夢？由於“文革”失學，我讀季羨林散文，已是八十年代了，比正常情況下起碼晚了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又一條好漢都頂天立地了，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