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已是80年代末的一天，依然是滿園花樹的季節。這回是和幾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藍布衣褲，清臒的身軀也依然筆直。然而這回先生的麵容極為嚴峻，說話一反常態，口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諱的話語對著並不熟稔的我們，竟然一點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那種臨危不懼、不亂的風姿，充分顯示出這位智睿老人一輩子的人生識見、人格髙度和胸襟。從那以後，我對季先生又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他並不是個隻知蝸居書齋裏做學問的腐儒，而是秉承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那一髙貴血脈的傳統士人。
有風骨者並不一定都是表麵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三
進入90年代以後，對於加快前行的中國來說，雖然越加是商品大潮、經濟大潮的年代，但文壇和學界也並沒有被打入冷宮“深院鎖淸秋”，相反，文化界始終是“弄潮兒向濤頭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熱鬧的。
在這些熱鬧的文化活動中，季羨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學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樣，被當作光環和旗幟，身後永遠攘擁著眾多追隨者。季府的門坎都快被人踢破了，來訪的客人一撥兒接一撥兒，以至於老人常常連5分鍾的歇息時間都難得。就這樣，季先生還不讓家人擋駕，就連一個普通學生想來請他簽個字、聽他說幾句話，也不讓阻攔。他說：“別讓孩子們說，連最慈祥的季爺爺也見不到了。”
這種情況下，我再也沒有到府上去打擾季先生，我覺得人應該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別人著想，我們就越應該為他的身體和工作、寫作著想，作為編輯，誰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損害了季先生的身體而“搶”到的，良心安在？不過說來，我的運氣真是好，季先生認認真真地認可了我，這主要是緣於兩封約稿信。
那是1992年“文薈”副刊正式創刊以後，我提議搞了一個題為“永久的悔”無獎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氣，給季先生寫了一封約稿信，問他願不願意為我們寫上一篇？孰料，信發出去的第5天頭上，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記得當時我一看信封厚厚的，還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寫這文章，就寄來別一篇稿子頂替，不然，哪有這麼快的？
待我展開信封一看，差點兒喊出來！還真是先生專門為我們寫的，題目是《賦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字，是季先生那一慣的整整齊齊的手跡。我真想不出他是怎麼寫出來的？刨去一去一來的郵寄時間，頂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一位年已耄耋的老人寫4000多字，神了！
讀罷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觸景生情，欲罷不能，一口氣寫到完的。今天比較起來，如果說《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是一首小夜曲，那麼《賦得永久的悔》就是一闋交響樂，一會兒是哀傷的慢板，一會兒是大弦小弦齊鳴的交響，主旋律是思念母親的哀傷，回環往複，層層加深，讓我想起“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的悲涼意境，心裏酸酸的久久緩不過來。
他寫的是童年在鄉村，家裏赤貧，長年吃不上“白的1指麥子麵母親終日操勞，有一點好吃的全給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甘心情願。後來他6歲離家出外求學，發誓好好掙個前程，迎養母親，報答養育之恩，誰料學業未成，母親就去世了，最後連見一麵日裏思念、夜裏哭想的兒子也沒實現。母親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也不會放他走的！”這句話在季先生的心上重壓了一輩子，越到老年越感到承受力之重，現在終於總結曰之：“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指紅高粱餅子，又苦又澀，季先生當年談“紅”色變。）
這麼一篇催人淚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們趕快以八欄、半個版的最髙規格，發了。說來讀者真是和我們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反饋回來好多信息，紛紛讚揚季文寫得好，情文並茂，征文來稿和關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真不知道該怎麼感謝才好了。
但懷著深厚感激之心的，似乎更是季先生。由於對這篇直抒胸臆、情情切切的文章非常偏愛，季先生多次同意將它選入各種散文版本裏，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還以此篇題目命名，可見心心念念。季先生卻絕不說是他自己寫得好，總把功勞歸在我頭上，幾次寫文章都說是我給他出了一個好題目一一給這樣一位仁愛的長者當編輯，何其幸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