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實，電話的有無，還不過是身外之物，說起來微不足道。真正內心深處的寂寞，那滋味，即使10部電話整天在你耳邊響個不停，那也難捱。記得12歲頭上，“文化大革命”突起，父親被鬥，一夜之間，所有認識我的人都對我板起了臉，再沒有人跟我說一句話，那孤獨給我的傷害，至今什麼時候想起來，什麼時候還令我膽寒。身在喧囂的人海，卻喪失與人說話的權利好幾回都令我想到死。死倒也罷了，小小生命沒長成，本不足惜，真正悲哀的是從那時我便落下人際關係恐懼症，至今久治不愈。
所以，在人類所有情感中，我始終認定，最難耐的就是寂寞。它們付出的代價絕對超過生命。它來的時候，人就仿佛被拋進一個無底的黑洞，任你怎麼掙紮呼號，回答你的，隻有猙獰的空闃。世界就這麼突然地從你眼前消失了，你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
成年以後，我曾多次思索過童年的那段遭際，慶幸那時我尚是一個混沌未開的孩子；比起孩子來，成年人的活當然更不易。
一位中年女作家曾不加掩飾地對我說過：“我雖然不喜歡文壇，但我又耐不住寂寞。”
難得她說得這樣直言不諱，我知道她說的是心裏話。
在常人看來，作家們是活得最瀟灑的人了，上班就坐在家裏看看書、寫寫字，既沒有工廠千轟萬鳴的噪聲，也沒有上下班擠公共汽車的煩惱。可是人們實在是不知道，在作家們的生活當中，也有著這樣的日子：他們寧願到人群裏去享受擁擠的快樂，也不願再獨坐一分鍾！在孤寂麵前，人人都是脆弱的，包括作家們在內，包括名作家們在內。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簽名售書、讀者崇拜、記者采訪、編輯約稿、作品的討論、評論家寫書評、圈子內的小沙龍……雖然繁不勝繁，也常常聽見他們抱怨不堪重負之類，但有幾人不是心甘情願投入其中？若真的終日裏門前冷落車馬稀，還有幾人能寫出大作來？當然，話也不能說得這樣絕對。今人之中，就有這樣的例子，比如文學界就流傳著錢鍾書先生的一件逸事：當1972年尼克鬆總統首次訪華之時，錢先生接到中國政府招待會的請柬，據說他淡然地說了一句：“尼克鬆與我有何幹係？”遂將請柬置於一邊。錢鍾書之外，亦還有一沈從文，不但退身人海，亦退身文壇，晚年隻是默默從事中國服飾研究，真正堪稱耐得住寂寞。然而耐是耐住了，同時也不知禁受了幾多心靈的掙紮？“耐”者，辭典解釋為“受得住，禁得起”之意。我就想過，當曹雪芹在北京西山撰寫傳世絕作《紅樓夢》時，食不飽腹酒常賒，可謂孤苦伶仃至矣，隻有他度過了那難捱的歲月，所以中國隻有一部《紅樓夢》，唯一的一部！
一位西方哲學家說過：“人是能夠意識到向己存在的生物，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分離的實體。分離意味著無依無靠，意味著不能主動把握世界——事物和他人，分離便成為嚴重焦慮的根源。”他又說：“人類在任何時代都要解決一個問題：怎祥克服分離，怎樣實現結合，怎祥超越自身生活，並找回和諧。”
人啊，什麼時候能夠悟出生的真諦？
三
還在大學讀書時，各門課的先生們都講過這麼一句話要耐得住寂寞：先生們的意思是叫我們踏實下心，老老實實地做學問，不要學蜻蜓點水，浮在表麵上貪圖虛華。當時我還涉世不深，對這句話缺乏感受，心想這還不容易嗎？及至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之後，回頭想起了老師們的金玉良言，不禁慨然：真正耐得住寂寞的人，萬裏能挑出一人耶？兩人耶？
其實，一天子二侯爵……九儒十丐，在所有這些人之中，最難找回和諧的，還不是做學問的知識分子。就說作家們吧，人都不理他們了，他們也還能向手中的紙和筆傾訴情感的這份熬煎。旁的人就不行了，比如我所效身的新聞界，甚至已經走向反麵，蔓延開一種職業病：有時三四個請柬在手，實往分身無術，心裏卻像烘了一隻熱水袋一樣那麼舒坦。世情就是這樣，允許你自己不去出席，但不允許人家不邀請，誰也不高興被人家淡忘，即使心裏明白得很，人家根本不是衝著你本人，而是衝著你的職位。
說到職位，可是與寂寞抑或不寂寞大有關係。一次，我去找某官員采訪，短短一小時之內，電話響了七八次之多，弄得我不得不知趣地告退。過了一年光景，有一天突然接到這位關原的電話，山南海北跟我聊天，就像一闕無主題變奏曲。我的心就起了疑惑，一打聽，果然，這位官員已經退休了，一個人在家寂寞難捱，遂逐天按通訊錄給人打電話。
“他再打電話來，你別理他好了，反正他已經不工作了。
人這樣向我建議道，口吻裏不無厭嫌之意。我的心裏卻打了個抖：官場就是這樣無情嗎？